全會結束後，林彪、江青一夥為繼續迫害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又下發了一期“會議簡報”，其中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徐向前的夫人黃傑是“叛徒”、“特務”，聶榮臻的夫人也是叛徒，企圖給兩位老帥戴上“通敵”帽子，置他們於死地。在“批判”勢頭不減的情況下，徐帥先後被三次抄家，家中的文件、書信，甚至連作戰日記也被查抄一空。與此同時，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也遭到迫害，葉帥被指責“要搞政變”，李先念則被誣蔑是“大叛徒頭子”。
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江青一夥人重又煽起對“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並借黨的合法會議名義再次對老同誌們的二月抗爭作出汙蔑性的“結論”。在張春橋等人起草、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特別提到“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稱：“這股逆流，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複。”但錯誤的批判和定性隻能從反麵揭示這場鬥爭的深刻內涵，表現出老一輩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就在九大召開前後，毛澤東、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們的情況表示關注。1968年底，當獲悉徐向前元帥還在因“二月逆流”問題受到過火的“批判”時，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批示有關單位要進行勸阻，強調：“不要搞得過於緊張，防止意外”；“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九大期間，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被指責參與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誌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對此，周恩來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五、初步平反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不久，毛澤東親自出麵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這時，在二月抗爭中與老同誌們“針鋒相對”、“勢不兩立”的江青一夥人仍在台上。盡管條件有限，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仍利用一切場合，不失時機地為老同誌們恢複名譽和出來工作提供機會，掃除障礙。
同年10月初，經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建議並報毛澤東批準，由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李先念、餘秋裏等同時擔起重任。之後，周恩來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誌參加和領導有關批判林彪的學習會和座談會；與此同時，陳毅、聶榮臻等老帥也紛紛起來揭發林彪一夥的罪惡行徑。
1972年1月，陳毅不幸病逝。此前，毛澤東在幾次談話中已經批駁了“二月逆流”的說法，認為“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同誌的矛頭是對著林彪、陳伯達和“王（力）、關（鋒）、戚（本禹）”。他還特意委托葉劍英將他對“二月逆流”的看法轉達給臨終之前的陳毅。在周恩來周密組織安排下，陳毅追悼會開得莊嚴隆重，影響深遠；尤其是毛澤東親自參加追悼會的舉動，給包括參加二月抗爭在內的所有老同誌以極大慰藉。
同年12月中旬，周恩來親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指出“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誌的局勢所激成的”，譚震林“還是好同誌，應該讓他回來”。後經毛澤東批準，譚震林從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年中共十大前後，周恩來多次批囑外事部門：有關外事活動場合應多請一些老同誌參加，並多次親筆添加上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等人的名字，為這些老同誌的“複出”廣造輿論。在周恩來的不懈努力下，除陳毅先期病逝外，參加1967年二月抗爭的老同誌全部被選入黨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至此，所謂“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實上得到平反，從此不再提及了。
作為二月抗爭的當事人，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自始至終與二月抗爭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關，不可分割。從他在二月抗爭及其前後的一係列言論看，其主要思想是彼此銜接、一脈相承的。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鬥爭方式給予這場正義抗爭以持續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爭失利後，他又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繼續起“中和”的作用，竭盡全力保護住了所有參加抗爭的老同誌，使他們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後期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抗衡並最終戰而勝之的中堅力量。
（安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