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權在中央，誰也不能奪。”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布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從此，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長。
9年之後，即1958年2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長一職，同時任命副總理陳毅為新中國的第二任外交部長。
在陳毅接替周恩來所兼外長職務後不久，黨中央和國務院又作出決定：中央設立外事小組，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由陳毅擔任中央外事小組組長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這樣，建國後一直為繁重的內政外交事務而超負荷工作的周總理，終於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應當說，這也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領導核心長期考察、選擇的結果。
這先後兩任外長，一位是開國總理，一位是三軍元帥；既是上下級，又是老戰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一直遠溯到20世紀20年代初一批中華英才旅歐勤工儉學時期。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不僅鍛造了兩位革命家堅韌的意誌和超人的膽識，同時，他們的革命情誼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發展、加深。正是這兩副鐵肩，承擔起開創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新局麵的重任。至1965年底，已有49個國家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新中國的國際威望衝決障礙，與日俱增。
然而，就在陳毅任職外長的第9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席卷中國大地。新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外交格局受到嚴重幹擾，既定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也隨之一個個被打亂、被破壞。麵對這突如其來、變幻不定的形勢，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樣，周恩來、陳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擔憂之中。與此同時，幾十年鬥爭中培養起來的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以及對自己親手創建的人民共和國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責任感，又使得兩位革命家奮不顧身地投入麵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夥煽動起來的種種極左言行進行不屈不撓的反複的鬥爭。其間，這兩位革命戰友之間的友誼也經受住了最嚴峻的考驗，放射出奪目的光輝。
一、周恩來以身作盾
對這場從1966年春夏開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風暴，即使是幾十年一直處於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周恩來也毫無思想準備，以致每每陷於被動。“紅衛兵運動”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跡：我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局麵，想不到會發動這樣大的群眾運動；我們這些在主席身邊的人，對主席思想緊跟、緊學、緊做，但還是跟不上，還常常要掉隊，犯錯誤。當然，由於經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為“第三號”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終堅持一點，就是實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轟”、“打倒”等口號滿天飛的情況下，周恩來從不隨行就市，人雲亦雲，而是反複強調黨的一貫政策，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勸導、說服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黨領導下的各項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說所有地區、所有部門都是“黑線”、“黑幫”，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所說的各項工作，自然包括建國以來他和陳毅先後擔任外長時期的外交工作。運動初期，周恩來第一個下去蹲點的單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語學院；他曾多次直接聽取陳毅外長關於外事口運動情況的彙報，對有關外事係統運動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來、陳毅二人聯名發出。
新中國第二任外交部長陳毅元帥，生性豪爽、坦率，長年戎馬生涯，仍詩興不減。據說，他是黨內高級領導人當中唯一能在毛澤東麵前無拘無束的人，也是毛澤東少有的幾位“詩友”之一。俗話說：江山易改，稟性難移。然而，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使多少人改弦更張，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大革命”確實是暴露人們靈魂的一次“洗禮”。但是，在此順之者榮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麵前，我們這位陳毅外長卻偏偏“不識時務”，不管是什麼場合，小到幾十人，大到幾萬人的會上，他都要甩出幾句心裏話，給正陷於“革命”狂熱中的人們潑上幾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經過黨內最高層的連續三次發動（即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中央工作會議），“文化大革命”終於在全國鋪開，天下大亂的局麵迫在眼前。這時，對“內憂必起外患”有著切身體會的陳老總，再也無法忍耐下去了，他到處奔走疾呼，仗義執言，在黨內、軍內率先抨擊“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種種錯誤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