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是老同誌們在不同場合“口誅筆伐”，繼續就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闡明看法。
就在老同誌們“大鬧懷仁堂”的當天晚上，餘怒未消的陳毅又在外交部的一個群眾場合發表長達7個小時的演講，繼續猛烈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卑劣行徑。他極其尖銳地提出：“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主席、林副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幹淨的，承蒙你們（指在座造反派代表）寬大，加上我們五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幹淨的？！如果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幹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幹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陳毅的這段講話，代表了參與和支持二月抗爭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心聲，凝聚了他們對眼前危難時局的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第二天，譚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比武則天還凶”，其“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並表示：要“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在這前後，周恩來、李先念、聶榮臻等也在不同場合發表講話，闡明他們對“三大原則問題”的看法。老革命家們在該階段的鬥爭雖然時間短暫，卻方式多樣，內容豐富，影響廣泛。
這樣，從1月19日開始，到2月18日為止的整整一個月時間裏，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各種不同場合進行了一係列的各種形式的抗爭。麵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正義之舉，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麵人物無言以對，驚恐異常。在江青的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並由張、姚二人當麵向毛澤東彙報。
曆史證明：偉大的二月抗爭，是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長期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黨內正義力量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一次覺醒，它對於後來黨和人民的持續鬥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二、周恩來與二月抗爭
大量事實和研究表明，周恩來與二月抗爭事件始終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為“懷仁堂碰頭會”的主持人，在2月16日“大鬧”高潮的會場上，周恩來並沒有製止老同誌們的言詞激烈的發言。在曆時3個多小時的會議上，他幾乎一直保持沉默。隻是當盛怒的譚震林準備中途離開會場時，周恩來才大聲將他叫回。此外，當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幹部是從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社論開始時，深有同感的周恩來當場責問康生、陳伯達：“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誠然，從周恩來所處地位來說，這時他不宜直接去批評“文化大革命”；但作為會議主持人，他沒有責備那些奮起抗爭的老同誌，也沒有阻止會議的繼續進行。在與會的老同誌們看來，周恩來這樣做就夠了，等於表明了他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就在“大鬧懷仁堂”前後那些日子裏，周恩來在許多別的場合也接連發表了和老同誌們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論，雖然在表達的方式上有所區別。
關於黨的領導，他反複強調：中央的權、黨的領導權不能奪。他提出：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各部黨組、黨委要恢複，還要行使職權，負責的還是部長、司長，政治部工作也要恢複起來。
關於對待幹部，他重申：老幹部是黨的財富，對他們不能搞無休止的鬥爭，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噴氣式”、照相、登報；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是對嚴肅的政治鬥爭的醜化。他憤怒地說：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難道能得出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結論嗎？我想到這裏就很難過，很痛心。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