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和要不要穩定軍隊，這是二月抗爭中老一輩革命家緊抓不放、據理力爭的三個重大原則問題，也是論爭中的核心問題。它集中反映了老一輩革命家與“文革派”之間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所必然形成的兩種截然對立的認識。
老一輩革命家的二月抗爭，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葉劍英等老帥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拍案怒斥江青等人，通稱“大鬧京西賓館”。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討論軍隊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問題。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以“軍隊不能特殊”為由，繼續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對此，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堅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一亂，將無法擔負保衛國家、抵禦外侵的重任。在兩種意見激烈爭執當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胸，拍案怒斥江青一夥，表現出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的凜然正氣。
會後，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的軍隊幹部，表示讚同軍隊應保持穩定的意見。隨後，徐向前又當麵向林彪陳述理由，要求製定一個穩定軍隊的文件，林彪也表示同意。這樣，經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及周恩來等商討、修改，產生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1月28日，《八條命令》由毛澤東批準下達，其主要內容包括：軍隊一切指戰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軍內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得隨意抓人、抄家、搞武鬥；一切外出串連人員應迅速返回本單位；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等等。《八條命令》以及後來根據這個文件製定的其他旨在穩定軍隊的文件的產生，從根本上說，是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抵製“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反對江青等人陰謀搞亂軍隊的鬥爭的結果。從總體上看，“大鬧京西賓館”，是老一輩革命家在這一時期所進行的一係列正義抗爭的序幕。
然而，問題並沒有就此了結。因“全麵奪權”導致的“打倒一切”、“天下大亂”的局麵，是不可能因下發了某個文件、作出了幾條規定，就可以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的。就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下達不久，地方造反派與軍隊的矛盾和衝突仍在發展、加劇。這一時期北京和各地（如昆明、貴陽、長沙、廣州、杭州、南京、沈陽）頻繁發生造反派衝擊駐軍領導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的事件，全國形成了衝擊人民解放軍的一股邪風。
第二階段是老一輩革命家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同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多次展開麵對麵的論爭，通稱“大鬧懷仁堂”。
自2月上旬起，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商討黨政業務工作。懷仁堂碰頭會，從一開始就成為老一輩革命家再次揭露、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亂黨亂軍行徑的場合。
在2月11日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他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也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會上，聶榮臻還對江青等人大搞“不教而誅”的做法提出抗議，指出：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這樣，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憑著他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利益的高度責任感，義正詞嚴，針鋒相對，同一貫煽動動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麵人物展開了一場麵對麵的鬥爭。
2月16日，懷仁堂會議上的鬥爭達到高潮。這天的會議本來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會議一開始便又進入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問題（包括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和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重大原則問題）的爭論。譚震林首先怒斥張春橋：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又說：你們（指張春橋等）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這一次（指“文化大革命”），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還義正詞嚴地當場申明：我不是為自己，我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會上，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等也作了言辭激烈的發言，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係列極端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裏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以痛快淋漓的揭露、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