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主要討論196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方針和任務，並就年度工農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等問題交換意見。為召開這次會議，從1月以來，周恩來多次召集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商討，調查研究，親自閱改、審定國務院會議通知稿。會議期間，周恩來通過會議簡報和找有關人員談話，進一步了解掌握了影響經濟工作全局的一些情況和問題。3月24日會議結束，周恩來到會發表講話，係統闡述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各項任務，提出：在製訂計劃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講求實效，留有餘地。他尖銳批評那種濫製毛主席像章、濫印毛主席語錄的做法是形式主義，是鋪張浪費之風，是不尊重毛主席和違背毛澤東思想，指出：在這些方麵如能減少一些數量，就可以把所用原料轉產別的東西；如節約紙張就能節約燒堿，就可以多生產一些肥皂，現在不是肥皂不夠嗎？他還特別強調：年度計劃和長遠規劃的立足點，都應放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樣兩條方針上，重點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這次計劃座談會，實際上是對1968年年底“流產”了的計劃會議的一次彌補，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取得某些成效的全國計劃會議。
對編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四五”計劃，周恩來也給予高度重視，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他親自組織，具體指導。1968年底，他指示有關人員會同計劃起草小組共同研究準備這項工作，並提出一些指導性意見：關於“四五”計劃的奮鬥目標，他認為對此要考慮全麵，不僅要考慮工業，而且要考慮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關於方針任務，他提出應使用“初步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樣的表述。他還表示，在目前情況下製訂詳細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條件還不具備，但可以先搞一個綱要，搞得好對指導經濟發展和防止盲目性會有一定作用。1969年的戰備形勢，給“四五”計劃的編製工作帶來巨大的負麵影響。之後，在1970年二三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與會人員初步討論了“四五”計劃綱要（草案）。同年六七月間，該計劃起草小組撤銷，編製工作由國家計委負責，對綱要（草案）做進一步修訂。由於曆史的局限以及林彪、江青一夥的幹擾破壞，“四五”計劃綱要草案雖進行多次研究和修改，仍未能完整體現周恩來的許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出現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一係列弊端。為此，“文化大革命”後期在實際工作中又進行了多次調整。
根據統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國民經濟在1967、1968兩年跌至穀底後，從1969年起開始出現較快回升。這一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2495.5億元，比上年增長23.8％，比1966年增長7.2％。其中農業總產值642億元，比上年增長1.1％，工業總產值1853.5億元，比上年增長34.3％。同時，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除棉花等個別指標外，均有較大幅度增加。在1969年國民經濟有所恢複的基礎上，作為“三五”計劃最後一年的1970年，工農業生產又繼續取得較大幅度的增長，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有很大增加，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大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三五”計劃和年度計劃。
曆史在客觀地記錄下這些具體數字的同時，也真實地記錄下周恩來這一時期為國家為人民付出的艱辛努力和做出的巨大貢獻。
（安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