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0月下旬，擺在周恩來麵前的是這樣一份全國工交生產情況報告：自5月份開始，工業生產和鐵路運輸陸續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到9月份，鋼和生鐵的平均日產量都降到1.2萬噸，隻為全年計劃平均日產量的26％左右；原煤（部直屬礦）的平均日產量下降到26.8萬噸，為全年計劃日產量的50％；每日平均發電量下降1.6億度，為全年計劃日發電量的60％；原油的平均日產量下降到1.9萬噸，為全年計劃日產量的40％；鐵路平均日裝車數下降到1.9萬車，為計劃日裝車數的46％。第三季度全國工業生產平均水平大約隻有原計劃的50％左右。估計1967年的全部工業總產值，大約隻能完成原計劃（草案）的70％左右。
這樣的生產形勢，是幾億人口“當家人”的周恩來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針對日愈混亂的鐵路運輸狀況，周恩來向出席10月份召開的全國鐵路係統工作會議的代表指出：如何把鐵路運輸搞上去，這個問題太大了。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回過頭來還是鐵路運輸問題。“抓革命、促生產”，鐵路處於關鍵性的地位。現在，鐵路運輸量還沒有回到水平線上。今年運輸指標再上不去，就會影響明年的發展。空喊“革命”，不抓業務，“革命”就是空的。動不動就把機務段凍結起來，這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的，這是破壞革命。
11月間，周恩來又語重心長地對黑龍江兩派造反組織代表說：你們東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現在最好的煤礦日產量還不到一半。東北離開煤怎麼行？鬧革命鬧了一年半，去年還有庫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產。所以，你們不能再打（派仗）了！
在這段時間裏，周恩來多次使用“內戰”這兩個字來概括他對各地區、各部門因派性爭鬥所造成的混亂局麵的看法。他批評隻熱衷打派仗、全然不顧國家利益和聲譽的廣州地區造反派：你們連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忘了！現黃埔港無法卸貨，國家為每條外輪每天賠款500英鎊。我要是在廣州，我就大聲疾呼：“反對內戰！”他還嚴詞責問廣西兩派代表：你們看一看，現在“內戰”打成什麼樣子！一段一段的鐵路比過去軍閥混戰時搞得還厲害！我們的工人階級兄弟、人民群眾就在打這個“內戰”！
除了在有限的範圍內批評和製止阻礙生產發展、破壞國家資產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派性行為外，作為掌管整個國計民生的政府總理，周恩來深知在不利形勢下安排、製訂計劃的重要。否則，便難以在宏觀上把握和控製國民經濟運轉的全局，甚至導致他所擔心的經濟基礎的動搖和崩塌。
仍在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後來回憶：進入1968年，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工業生產繼續全麵下降。由於根本無法召開計劃會議，這一年始終沒能訂出一個計劃，是“一五”計劃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一年。快到年底時，周總理經過反複考慮，認為必須安排一個年度計劃，於是批準在12月初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會議由國家計委和建委軍管會負責人召集，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軍管會成員以及群眾組織代表。然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氛圍下，與會者根本不可能把心思放在製訂國民經濟計劃方麵。會議期間，幾乎沒有討論計劃問題，而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會議結束，也沒有訂出1969年的年度計劃來。12月26日淩晨3時，周總理把我叫到他那裏。他疲憊至極，麵帶憂慮地對我說：“今年隻有5天了，明年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裏生產，往哪裏調運，沒有個計劃怎麼行呢！”我說，我找幾個人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計劃，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總理說：“好！你趕快回去搞吧。”我回來後顧不得休息，就找了幾位同誌商量，搞出了一個第一季度計劃安排方案，隻提出了幾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指標，立即報給了總理。總理審查同意後即報請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很快就批準了這個計劃。這樣，1969年一開頭，總算有了一個可供遵循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