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熱情大度也是滿院皆知。當年創辦獸醫學院，招聘來的教師，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從南方到大西北路途遙遠，交通阻隔，西蘭公路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劫行人，他怕來的教師路途不安全，往往前去西安接應。從南京請來的教師，隻要是坐飛機來的，他也要親自到蘭州東郊機場迎接。來了以後，就在他家中吃飯，她傾其所有，熱情接待。中央大學的章道彬、胡祥璧、高行健及朱宣人、蔣次昇、任繼周夫婦等許多人都是如此，直到將一切安排妥當才離開他家。1947年畢業於上海南通學院的謝念難，是盛彤笙召喚來的，他考慮一個女孩子獨身在外不安全，就一直安排在家裏吃住，直到結婚才離開。有一年，南京大學教授鄭集應邀到蘭州講學一學期，就一直在他家中，吃住都由她照應。修了教授樓也是安排其他教授先住，自己住的土坯房，她從來沒有怨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更使他覺得自己的妻子深明大義。無端的受辱，非人的折磨，不公的遭遇，他內心曾數次憤憤不平，也曾閃現過輕生的念頭。他不是聖人，想當初立誌教育救國以不負所學，奔赴西北以展鴻願，而今翼羽豐滿卻不可以高飛，大鵬折翅，翱翔不得；騏驥伏櫪，誌在千裏，卻被韁繩所係，馳騁不得。現在又是日日批鬥，夜夜聲討。昔日之名師，今成改造對象；往日座上賓，今成階下囚，何錯之有！那麼多的不幸和磨難，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巨大的反差吞噬著他的心靈。中國知識分子曆來有“士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他們活則頂天立地，決不苟且偷生。鄒東明對丈夫知之甚深，明察秋毫，雖然她自己也受了多少委屈，擔了多少驚嚇，但卻反而勸慰他：“大丈夫當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世亂必有終了之時，你胸懷報國之誌，定會有實現之日，而今一些人不堪受辱以自殺抗爭，以死明誌，反而落得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以叛徒定性，稱其死有餘辜，又累及家室兒女親友，實在不值得。”這些話如醍醐灌頂，使他一下清醒了許多。他覺得一人之死，死不足惜，若使親朋故友因己之死而觸禍端、遭株連，那真成罪過，對人不起。再看看麵前賢惠的妻子和一雙熟睡的兒女，盛彤笙為顧及自己名聲的一念之私而感愧疚。妻子和親友的屢屢開導，使他心情慢慢釋然，重歸自信。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輪新的太陽。以後，他在受批挨鬥之餘，傾情於翻譯外國學術名著和科技資料，作為解脫之道，心中也增加了幾分淡定與自如。
現在，相倚相伴、風雨同舟的夫人先自己而去了，頃刻之間陰陽兩隔，怎不令他悲痛欲絕，肝腸寸斷！此後的一段時間裏，盛彤笙經常手撫骨灰盒，連聲呼喚著“魂兮歸來！”每日三餐，座旁總要擺一副碗筷，一張座椅，猶如夫人仍陪伴在身邊。在每年的清明、鄒東明的忌日、生日這三個日子裏，還要為他奏一曲安魂曲，以慰亡靈，直到1985年5月因身罹癌症住進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