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典。1978年，在中央高層的提議下，國務院決定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由胡喬木任總編輯委員會主任，動員全國學術界2萬餘人參與，趁著老一輩專家學者還健在的時候即著手編寫，完成這項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重要基礎性工程，
盛彤笙開始擁抱科學的春天。1979年，他以在全國獸醫界無可替代的地位，受命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農業編輯委員會委員、獸醫學部分主編。獸醫分支又分十幾個學科的編寫組，每個寫作組又有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工作浩繁複雜，牽涉麵廣。同年，他還擔任《中國畜牧獸醫辭典》主編和審校《德漢動物學辭彙》的工作。這三大著作都是業務範圍廣，科學性強，中、外文字水平和專業水準要求高的著作，參與撰寫的也都是全國獸醫界的宿耆元老。他對參加編寫聯絡工作的人員說：“中國現在是太平盛世，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是傳世之作，任務十分重要，值得我們集中精力去做。”
盛彤笙是如何主持這一工作，以確保“傳世之作”質量的呢？這裏我們還是引用江蘇省農科院阮德成等人的精彩敘述：
“盛彤笙的健康狀況不佳，但仍然以他那種一絲不苟的嚴謹，求實，力求文字表達準確的風格，逐字逐句地推敲，有時為一個字、一個詞、一個術語竟討論一兩小時，翻閱大量中外資料求證，盡量求證無誤。
比如，對人與動物可以互相感染的傳染疾病可以有多種提法：‘人獸共患病’、‘人畜共患病’、‘人與動物共患病’，說法不一，大意相同，業內學者各抒己見。盛彤笙經反複權衡，認為用‘人與動物’、‘人與獸’似乎均範圍過寬，且‘獸’給人以‘野’的感覺，而家畜飼養相對集中，人與畜接觸較多，互相感染機會也多，似用‘人畜共患’較為切實。盡管這種定義若幹年內仍可能有爭論，有待逐步求得一致認識，但作為詞典的編纂人仔細推敲，力求有一個較為切合實際的表達，便於領會，其態度是求實的。為了準確表達，他將有些詞條與撰稿人多次商榷，書信往來達七次之多才定稿。
還有關於豬氣喘病病原的討論，一種意見稱病毒；一種意見稱黴形體；還有一種意見稱支原體。盛先生則從微生物角度按照微生物形態、結構、生化、生物學特性來詳細討論該病原的定名。
諸如此類的研討，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科學家治學的嚴謹正是從每一件細微小事上求實，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方能為人接受，而絕不可隨心所欲。
盛先生治學求實的精神，還表現在另一小事上，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個新的翻譯名詞，有人去請教他，盛先生思忖片刻，說道：‘我還未接觸過這一名詞，容我查查資料看看。’過了幾天盛先生回答：‘實在查不到，也不好隨意解釋了。’身為博學之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令人起敬。再就是盛先生本人對於文字的書寫，也是十分工整，橫、撇、豎、捺，筆筆到位，字跡秀麗端莊，無論是撰文還是在稿件上批注修改，皆是如此，絕無潦草的塗抹。正如古語講，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弟子任繼周也曾經飽含深情地談到盛彤笙在編纂辭書時的一些往事：
“這時的盛先生年逾古稀，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為了確保著作的質量，他不顧自己年老體衰，在審核稿件時，必須找到各個詞條的原文，一一仔細訂正。剛到江蘇農科院任研究員，還不太受重視，什麼都要自己做，為了科學術語的準確統一，他唯恐打印工人不熟悉外文及拉丁文，他自己刻蠟版，交付油印後，又親自到郵局投寄。當時他對我說，為了審改稿件，他前後親手發出300多份郵件。我想最終會不止此數，每當我想到年逾七旬的老院士，自己伏案刻蠟版，自己步履蹣跚地去郵局投送那300多份郵件，我的心情無法平靜。但科學巨人盛彤笙，以他那寬闊的胸懷，承受了這一切。”
他本人的記載更是直接見證了他是如何“奮其餘生，為四化盡綿力”的。
盛彤笙親屬交給我們一本記事本，這是盛彤笙從1981年5月10日赴京參加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開始，到1985年5月22因病住院止，前後整整4年，也就是1472天中每天簡要的活動記錄。筆者根據這個記事本，就參加會議、接待來訪、書寫信件、撰寫文章等方麵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
1.參加的各類會議如全國政協會議4次73天，第四次中科院學部委員大會1次13天，國務院學位評議小組會議4次47天，全國性的學術會議3次15天；參加江蘇省的有關會議7次19天；院內各種學術會議、活動15次13天，總共34次18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