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將整個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最終造成了20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使人民生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作為一個學者，盛彤笙深感有責任向黨向政府建言。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1963年，他剛剛摘去“右派”帽子不久，但仍打入“另冊”，如言之不慎，就有可能出現新的政治風險，重蹈身敗名裂的覆轍。但盛彤笙沒有顧及自身的得失，他在北京全國農業科學規劃會議、全國政協會議和甘肅省政協會議上奮力陳詞，力主加速畜牧業的發展。他認為，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以糧食為主，動物性食品少，應當逐步改變。中國人的動物性食品消費量屬於世界最低行列，而糧食消費量屬於世界最高行列之中，糧食越吃越多，而乳肉越來越少，陷於惡性循環。隻有向畜牧業進軍，加快畜牧業的發展，豐富我們的肉蛋奶等食品，改進我國人民的食物結構，使蛋白質的需要趨向於滿足，營養水平才會顯著提高，體質將大為增強，吃飯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他的這一發言在全國政協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全體委員的熱烈鼓掌歡迎。可惜這些真知灼見在“以糧為綱”的年代實在是“不合時宜”，自然未能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要挑戰一種國策，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有很多人還是認為發展畜牧業需要大量的糧食，人吃的糧食都不夠，怎麼能拿出糧食來發展畜牧業，來改變食物結構，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文革”中，“以糧為綱”，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大批促大幹，大幹促大變”；“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各種政治口號喊得震天響。許多地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治河造地，圍海造田；提出糧食要“上綱要”（即畝產400斤），“過黃河”（即畝產500斤），“跨長江”（即畝產800斤）。許多做法不僅沒有把糧食搞上去，反而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說的是“以糧為綱，全麵發展”，但實際是“以糧為綱，全麵砍光”，其他各業的發展處處受到限製。特別是“四人幫”的“狗頭軍師”張春橋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後，對個人有點生產資料皆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在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尾巴”。因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共產黨人的理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消滅私有製”。並提出共產黨人要實行兩個決裂：與私有製決裂，與私有觀念決裂。於是，有的地方規定農戶每家隻能養3口豬，禁豬民族養5隻羊，或10箱蜂，超過的就屬於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有的甚至規定私人不但不能養任何大牲畜，連奶羊也屬於禁養之列。曾經一名農村孕婦偷偷養了一隻奶山羊，公社幹部得知後，找上門來，非要讓殺掉或賣給供銷社。更有甚者，工作組還追到養羊戶家中，搞“殺羊批資”，“與資本主義決裂”。在他們眼中，就是要將家庭畜牧業和飼養業徹底摧毀，直至在整個社會上取消一切私有財產和8級工資製，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目標。由於反複折騰，以至於解放多年來，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仍然吃不飽肚子。許多“文革”前夕畢業工作的大學生調侃自己為“6328部隊”，因為他們每月63元工資和28斤定量的標準，十幾年來都沒有任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