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徐葆耕在《清華精神生態史》一書中，曾經對知識分子的責任作過這樣三重意義上的表述，即“知識分子”、“愛國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繼承、創造和傳播知識（真理）；“愛國知識分子”是用自己的知識為自己的國家效力；“公共知識分子”則是在關乎社會、人類、自然的重大事務上要代表公共利益發言，張揚公平正義，為失去話語權的弱勢群體講話。盛彤笙在一生中，以自己的行動完滿的踐行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向世人交出了輝煌的答案。
在歐洲的留學和“遊學”，使盛彤笙看到了畜牧業對強壯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他深感自己的同胞終生辛勞，每人所能享用的資源卻極其有限，民眾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非常困乏的狀態，民族的健康尤其蒙受了很不利的影響。學業有成後，他義無反顧地回到了山河破碎的祖國，興辦教育，傳播知識，培養現代畜牧獸醫科技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全身心地撲在畜牧業生產第一線，為的是“使人民不但能過足衣足食的日子，而且要能過美衣美食的日子”。解放初期，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家畜產品作為人類最好的衣食原料，用毛呢和皮革所做的衣服鞋帽，要比用布褐所做的溫暖舒適美觀耐用得多，在食物中間，家畜家禽以及它們所產的乳卵，乃是人類最好的養料，其品質遠遠超過其他的食物，因為肉卵乳酪中的動物性蛋白質對於我們人類的身體的營養價值，要比植物性的蛋白質高得多。事實證明，凡是以動物性產品為主要食物的民族，身體要比以植物性產品為主食者健康得多，我國各兄弟民族和漢族人民體況的對比，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除此而外，動物性食品對於人類智力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從猿到人’中便已很明白地指出了：‘肉類食物在差不多完備的狀態下包含著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這種為腦髓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輸送到了腦髓裏去，腦髓就因此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了。假若不肉食，人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現在人民革命事業已經在廣大的國土上獲得了勝利，革命的目的原是為著改善我們生活。使大家因此發展畜牧、增加畜產、防治家畜疾病、增進人畜的健康，不但已成為我們今後建設工作中的重要經濟任務，也將為整個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政治任務，是需要我們來大力推進的。”
許多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校友時隔60多年後，還記得老院長當年的歡迎詞：
“我們學習獸醫科學，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產量，使全國同胞都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讓全國的人每天有半斤奶、一枚蛋，每人有一件毛衣、一雙皮鞋，大家都能享受畜牧業之惠，希望同學們堅韌勇敢地擔當起來。”
簡言大義，聽者莫不激情澎湃，心潮起伏，決心刻苦學習，將來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出貢獻。
1957年，盛彤笙在反右中蒙冤落難，身處逆境，但他對國家的發展以及學術界的現狀始終是密切關注，思慮萬千，隻要有機會就會直述己見，積極進言。
解決吃飯問題，是千年萬古的一件大事，也是曆朝曆代都頭疼的事情。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哀鴻遍野、餓殍滿地的悲慘景象，更是使取得政權後的中國共產黨人將糧食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這些方針和警言，一直在提醒全黨對農業、對糧食不能掉以輕心。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全國上下圍著糧食轉，傾全社會力量去抓糧食生產，就逐漸構成了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國民經濟的基本思路。
盛彤笙十分清楚，對於人口眾多的中國來說，重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但他覺得僅僅局限於糧食生產，六億人民搞飯吃，實在有失偏頗。“條條大路通羅馬”，解決吃飯問題，應有不同的著眼點，不同的思路，也應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他覺得，加速畜牧業的發展，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但“以糧為綱”是毛主席確定的國策，是一種正統的指導思想，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和動搖。當年，任何一種新的思路，都會被視為異端邪說，會被看著是路線鬥爭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