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還與國外的許多大學和學術機構建立了聯係，他們稱其為“中國的獸醫學院”。以至於在搬離蘭州十幾年後的“文革”時期，國外同行寫信或交換資料，寄的地址還是“中國甘肅蘭州小西湖鹼溝沿18號國立獸醫學院”收。
廖延雄曾經對學校好有一比：“那時的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是蘭州的一朵玫瑰花，既紅豔又芬芳，教學、科研、結合生產、體育、夥食、衛生、接待等都很好，校風也好，這也是盛彤笙院長及全體師生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令人懷念。”
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校友和教師都為母校堪稱“亞洲一流”感到驕傲和自豪。這絕對不是師生們的自我吹噓，事實的確如此。除了盛彤笙和同仁們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心血外，客觀上也有一些原因。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有南渡與北歸之說，所謂“南渡”，指日本侵華時形勢危急，一些重要的教育機構、文化機構、科研機構南遷；“北歸”，指抗戰勝利後，這些教育科研機構，人員“還都”京滬。但也有一些機構和人員並未北歸，一些強大的學術團隊“離散”。原來盛極一時的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在1946年複校南京時，一部分知名教授或留在四川或轉聘其他農業院校，還有的進入政府部門設立的畜牧實驗所、獸疫防治處、羊毛改良處、血清製造廠等事業單位任職，人員四散各地；而盛彤笙卻借此機會聘來了當時國內許多一流人才，新中國成立初院係大調整時又補充了不少師資，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學術隊伍；國內其他一些畜牧獸醫院校多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設立，基礎薄弱，自然難以匹敵。再從亞洲當時的情況來看，畜牧獸醫還都是綜合大學中的一個學院，單獨設置的僅此一家。這樣縱向一比，自然言之不謬。
1957年對西北畜牧獸醫學院來說，是一個由盛轉衰的“拐點”。突如其來的反右鬥爭將一批知名學者打入“敵對陣容”，被戴上“右派”帽子，調離教學崗位，監督勞動改造。更為令人惋惜的是，隨著甘肅省委“文化西流”戰略的實施，在一片反對聲中，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於1958年7月遷往武威黃羊鎮，與籌建中的甘肅農學院組建了新的甘肅農業大學，許多專家教授大量外流，專業隊伍大為削弱，一所“亞洲一流”的學校從此消失，但盛彤笙始終對這所學校有一種血肉相連難以割舍的感情。它如同一個小孩，是在他手中誕生的，以後又由他撫養長大，對學校是那樣親切、深情。學校遷往河西，他一直持反對態度，特別令人想不通的是，他仍兼任院長，遷校的事卻沒有任何人征求過他的意見，他覺得過去環境那樣險惡都沒有遷校，為什麼現在說遷就遷了呢？即使調任南京後，學院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80年代重病期間，還寫信囑托時任甘肅農業大學校長的陳北亨教授把獸醫學院恢複起來。1986年4月，學校派人專程赴南京探望病中的盛彤笙先生，他抱病在家中接待，還寄語說：“相信到了一定的時候，甘肅農業大學一定會有和國外一樣的學院，其中也包括一個畜牧獸醫學院、草原學院。”
原夫科學之發達，由於分工、文化之交響，蓋亦由斯；而人類之進步，莫不自粗而精，自疏而密焉；分工細則其學也專，精而密則其交融也和；學專而文化昌明，和諧而矛盾以去，人類文明之幸福基於此，科學真諦之原則亦肇於斯。
———盛彤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