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教育部長親自出麵，問題不難解決，甘肅省政府也積極配合，給了這個麵子，但事情沒有如此簡單。
獸醫學院西側有一個梁家莊，大約在現在的蘭州市西津路以南、七裏河與蘭臨公路之間，也就是現在的蘭州市公交總公司、甘肅省建築工程總公司的範圍，屬蘭州市第五區管轄。1947年5月，獸醫學院想征用毗鄰的123.7畝地，省府表示同意，蘭州市府發出征地通知並派人勘察了地界。該地東接學院，南界天蘭鐵路，為一長方形。這一消息傳到梁家莊，不啻於引發了一場地震。在當地鄉紳的慫恿下，村民代表梁昌運等48人簽名蓋章，致信國民政府蔣主席和甘肅省政府郭主席，申訴：
“本村原有水地600餘畝，以300餘戶之眾，本屬不足耕用，且抗戰期間，西北防疫處、獸疫防治處占去50餘畝，更屬不足養生之需，不意又經天蘭鐵路占去大半，其所餘土地，為數無幾。千愁萬苦之際，複經蘭州市政府通知，國立獸醫學院征用本村土地，民等聞命，殊深驚異，伏思迭經征餘區區之地，倘或再被該院占去，則農民生計斷絕，必至流離失所。伏惟國家設立獸醫學院，原為培養獸醫人才，以備將來醫療牲畜病苦之用，仁德並及於畜牲，何以牲畜尚未受其實惠，而該院竟將為國生產無辜之農民，首先摧殘無遺。懇請飭令國立獸醫學院，另擇空地，免征耕地，以符功令，而救民命。”
話說到這個份上，信又直捅“天聽”，事情自然弄大了，甘寧青監察使署責成甘肅省、蘭州市府調查處理。最後的結果是“為顧及法令及人民生計，建議在市郊另擇適當地點建築獸醫學院校舍、牧場。”
至此，獸醫學院征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大片地征用困難，小塊地也十分不易。在獸醫學院東北角，有一農戶張官娃，他的6.2畝地和住宅緊挨學校，為修建獸醫館大樓，學校擬收購這塊土地，幾經協商未能成功，甚至蘭州市政府召集雙方正式協議並“高度出價”亦難易手。1947年7月，盛彤笙致函省政府、省參議會，請求“鼎力賜助”。為此，省政府責成省地政局辦理。結果如何呢？不久，該局複函說，他們“將該業主張官娃招來，詳加曉諭，令其出讓，惟張官娃堅不肯售，以致商談終未獲得結果。”更沒有想到的是，其間反被戶主告到南京政府，說學院仗勢官府強占民宅，上麵來人又是一番調查。這正是“狐狸沒打著，倒惹了一身騷”。直到解放後，新的蘭州市政府出麵，才算將這塊地最後征到手。
努力了三年，到解放前夕，院址在原來33畝的基礎上才擴充了11畝，成為44畝；另在距學校5裏之外的七裏河附近購得畜牧場用地30畝。如此校園麵積，自然是“狹迫”和“湫溢不堪”了。
解放後，在蘭州市政府支持下，將周圍的土地圈進來100多畝，到1953年，學院小西湖占地175.5畝，加上牧場用地，總麵積達到220多畝。但從學校發展的角度看，隨著招生人數的逐年增加，必須具有相當的麵積和較大的農場才能滿足教學研究的需要。校內雖然設有家畜病院和畜牧場，但由於城市牲畜疾病多為一般的外科疾病，不但不能聯係生產實際，連學生的日常教學實習也應付不了。當時學校還計劃逐年增設一些農學專業，狹小的校址很難滿足需要。學校東界甘川公路，北依城市大道，南靠蘭新鐵路，西鄰機關學校，原址實在無法擴充。再加上城市建設的發展，而小西湖漸次變為城區，居於鬧市，獸醫學院院址先天不足的問題就突顯了出來。
早在1947年處理梁家莊征地案中，當時的蘭州市市長孫汝楠就說過：“獸醫學院所征之地在小西湖以南梁家莊一帶，該處在天蘭鐵路蘭州總站之旁，現時雖雲尚少人民居住，但鐵路一通，當即成為繁華市區，在此設置牧場，大量飼喂牲畜，勢必臭氣熏人，不但影響市民衛生，其妨礙交通亦可斷言。與其將來再行遷移，何如現時即在市郊另擇一適當地點從事建築，既可免去影響人民之生計，並可節省將來遷移及建築費用。”孫汝楠當時說到的這些問題，在解放後的蘭州城市發展中變得更為突出，周圍的群眾亦多有微詞，加之學校今後的發展，遷校幾乎成了形勢所迫、勢在必行的大事。
在以後的幾年裏，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先後在永登的滿城、榆中的縣城附近和蘭州的大坪等地選址，最後確定為蘭州大坪。但在1955年夏，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年高教部部長楊秀峰再次來蘭與省委商定選址之事，共同提出了“文化西流”戰略。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即提出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應到河西尋找新的院址，通知學校停止在蘭州周邊的選址。最後導致了學校遷往武威黃羊鎮，並順勢成為甘肅農業大學，小西湖遂成為校友心中的一個難以忘懷的記憶符號，因為那裏曾經承載著獸醫學院一段艱苦的創業史和輝煌辦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