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盛彤笙為獸醫學院在上海買了7噸鋼材，輾轉拉運到鄭州，因隴海線中斷，再無法向西轉運。這批鋼材正是修建伏羲堂所急需，盛彤笙情急之中致電張治中，請求撥軍車兩輛拉貨，並幫助提貨人員聯係乘飛機前往。張治中親自致函，告知陸路交通已經中斷，汽車轉運已不可能，但提貨人員搭乘的飛機“已飭辦理”。當時的局勢，民航尚一票難求，何況在軍用飛機上安排人員，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批鋼材雖然因種種原因一直未能運回，但張治中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了幫助。
1948年10月，盛彤笙首倡由國立獸醫學院聯絡西北各省成立了西北家畜及飼料改進協會，以期推動大西北畜牧業的發展。會議共推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為第一任理事長。當盛彤笙聘請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將軍為名譽理事長時，張將軍欣然膺命，並委托盛院長起草西北畜牧改進五年計劃。會後，盛彤笙即深入河西調查，並與在蘭的有關機關共同編製畜牧改進計劃綱要。
盛彤笙和張治中在大西北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1948年8月，應盛彤笙院長之邀，張治中將軍到國立獸醫學院給師生們演講。當時正是國共決戰之際，東北以及東南沿海炮火紛飛，作為西北地區軍政長官的張治中，戎馬倥傯。他在講話中沒有談什麼“戡亂救國”“防止共黨滲透”之類的應景之言，卻大談大西北的發展前景，如要建設鐵路幹線支線，修建四通八達的公路網，使商品和物資能夠流通，文化得以交流，生活得以提高；要開發大西北廣闊的牧場，把畜牧業放到極為重要的位置，使民生得以改善，邊防得以鞏固。他要求全體師生克服時局帶來的困難，靜下心來學習，擔負起開發西北邊疆的曆史使命。最後，他揮舞著手臂號召：“有誌青年到邊疆去！”同學們也報以熱烈的掌聲。以張治中將軍之地位及聲望，身踞“黨國”高位，能親臨學校，關注教育，慰問師生，鼓勵學習，而無一言涉及內戰之事，成為國立獸醫學院發展史上的一件幸事。亂世不言戰爭，危局暢談建設，其風采，其胸懷，令人欽佩。
1949年4月，時任西北軍政長官的張治中將軍由李宗仁代總統簽署任命，委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率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同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團進行和談。臨行前，張將軍在蘭州邀請社會賢達、親信幕僚座談，征求大家對“國共和談”的看法，盛彤笙應邀參加。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其中有許多人主張不去，理由是現在老蔣雖已下野，但軍權在握，和談成功，老蔣不高興；和談失敗，就是替罪羊，橫豎於將軍不利。唯獨盛彤笙認為應當去，他甚至站了起來，情緒激昂地說：“人生在世，大丈夫應有大作為。和談成功，國家可以早日擺脫戰火，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和談失敗，張將軍亦向民族、向人民表明了自己慷慨赴難的坦蕩胸襟。”聽完這番話語，張將軍也當場站立起來，向盛彤笙拱手相謝，連稱“領教！領教！”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張治中先是在新疆締結和平條約，穩定了邊疆局勢；後又因與中共和談及策動新疆和平起義，獲得了“和平將軍”的美稱。
為了爭取地方軍政當局對辦學的支持，在張治中的引薦下，盛彤笙還與西北各省主政的上層人物建立了聯係，如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宋希濂、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新疆警備副司令趙重華、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等，與他們都有著一定的交往，其中與張治中和陶峙嶽最為推心置腹。當初學院經費支絀，伏羲堂的修建多次因無錢而中斷，師生住宿困難，還要修建辦公大樓、家畜病院、禮堂、學生宿舍等基礎設施。1948年7月，盛彤笙先後向新疆警備司令部宋希濂總司令、趙重華副總司令致函，商定舉辦數期邊疆獸醫人員訓練班，擬撥經費96億，解決培訓人員的住房，後因戰事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