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宦官數量在明代達到最高點。據曆史記載，明朝建立之初，“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足百人”，但隨後人數急劇增加，漸呈無以扼製之勢。至成化年間，監局內臣已數以萬計，而明朝滅亡之際，宮中宦官七萬餘人嘩然而走。清聖祖康熙皇帝在訓誡臣下時，更不無誇張地稱明末宦官計有十萬人之巨。無論是較為保守的“七萬”，還是相對誇張的“十萬”，明代宦官人數之眾都是空前絕後的。
論及宦官數量，還不能不提及五代十國時期的南漢政權。它的宦官絕對數量也許不及明朝，但若將閹宦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這一因素估計在內的話，南漢政權恐怕才是真正的曆史之最。南漢是地處嶺南一隅的小國，滅國時轄有“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人口總數至多在百萬左右。然而它卻擁有“宦者近二萬人”，實在讓人瞠目結舌。究其原因，則在於南漢君主對臣下強烈的猜忌心理，認為“群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唯宦者親近可任。”，因此，“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元，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於是，朝廷成了宦官的天下，凡求幸進者必先閹割。這在曆史上也算是奇聞了。
清代的太監員額是比較少的。乾隆初年，皇帝曾諭令宮中苑囿所用宦官“綜計不越三千”之數。並規定以後不得增額從清官檔案記載來看，清朝統治二百六十多年間，宦官實際數量確實從未曾達到這一定額。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宮中及外圍等處共有總管、首領和太監2605名；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共有2675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共有2216名；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共有1596名；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共有1693名。在這些宦官中，總管太監和首領太監所占的比重很小，光緒年間宮廷太監最多時曾達到一千九百多人，其中總管太監和首領太監全部加起來，也占不到百分之十。所以，宦官的絕大多數還是純粹的宮廷仆役，加官晉爵者少之又少。
宦官勢力興盛與頓挫的曆史變奏
中國曆史的宦官製度始終是與君主專製製度聯係在一起的，而其賴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專製君主的多妻製。
在君主專製體製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主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權利，其正妻一般稱“後”，次妻有妃、嬪、美人等各種稱呼。史載：“《周禮》王者立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禦，以備內職焉。”。其實，曆代宮廷中除了有名號的後妃之外，還有大量的宮女。她們既要負擔內廷各項雜役事務，同時也是君主隨時泄欲的對象。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君主妻妾眾多，“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以所得諸侯美人充實後宮，“列女萬餘人”。唐代玄宗時，“大率宮女四萬人”，成為曆代後宮之最。如此眾多的女子為君主一人所獨占，勢必造成“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內多怨女，外多曠夫”的情形。然而，專製君主為了保持世係血統的純正，為了滿足獨占的欲望，視宮中女性為禁臠，絕不容許他人染指，這就必須製定嚴格的宮禁製度，宦官的出現勢所必然。
以閹人給使內廷雜役，無疑基本禁絕了正常男性在內廷的存在。據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回憶，清代紫禁城內，每天到日落時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低賤差役，均須全部離去，除了皇帝之外，再沒有一個真正的男性。從專製君主的角度看，這一局麵的優長是多方麵的：首先，宦官作為閹人，已經不是真正的男人，已經不可能與內廷女性發生性愛關係，這可以滿足君主對宮中女性的獨占欲望；其次，內廷中既需要粗重使役，也需要警衛，宮中女性對此顯然不適宜。宦官盡管失去了性能力，但其作為男性的氣力還在，使用他們就可以斷絕內宮女性與外廷一切可能出現的聯係；再次，君主對內需要隔絕與監視宮廷女性，對外需要監督群臣，但君主確實又需要溝通宮禁內外，以保證權力的暢通。在上下臣工基本都是男性的前提下，使用女子有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而使用宦官則可有效地避免其與朝臣發生過分親密的關係。
正是基於這些現實的原因，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宦官製度。由此而至清末，宦官製度的發展大致經曆了興盛與頓挫相互更替的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