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用賢能施行仁政
李世民即位之時，中央政權的基礎還不十分穩固。所麵臨的首要問題是穩定局勢，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最高領導集團。他接受了尉遲敬德提出的“殺人太多，不利於天下安定”的建議，采取了寬大安撫和任用東宮屬僚的政策，緩和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後來有名的諫臣魏征就是原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李世民曾當眾責備魏征離間其兄弟之情，但魏堅持不屈，還為李建成沒有聽從他的忠告，最終敗給了李世民而遺憾。對此唐太宗十分賞識，欽佩他忠心耿耿，有膽有識。不僅沒有為難他，而且還提升他為諫議大夫，在唐太宗身邊參予決策。
在穩定局勢的同時，李世民又著手整頓父親在位時的宰相班子，以知人善任的原則，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最高決策集團。這個班子彙集了當時最傑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現出明顯的朝氣和進取精神。隨後，大宗又對中央機構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製，為唐宰相製度奠定了基礎。為使中央各部門之間相互監督，太宗特別強調在實踐中堅持討論、封駁、執行相結合的原則，推行“五花判事”製度。與此同時，行政機構也得到精簡，貞觀初年文武官員總共隻有臼0員。精簡後的國家機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節省了財政開支，又減輕了人民負擔。通過對領導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僅牢牢的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為進一步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的新局麵奠定了基礎。
李世民從秦王到皇帝，伴隨著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個過程，波瀾壯闊。貞觀初 年的形勢，對剛剛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來說是不令人樂觀的。當時，統一戰爭剛結束不久，社會矛盾還沒有完全緩和，民心還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國各地的自然災害也不斷發生，社會經濟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這個國家，成為他所麵臨的重要問題。李世民既親身經曆了打江山的殘酷鬥爭，深知創業之難；又從隋煬帝身上，悟出守業更難的道理，這使他時刻保持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總能看到一種來自農民革命風暴對地主階級的震撼力量，這種力量使他能兢兢業業，居安思危，勵精圖治。麵對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和貞觀初年百廢待興、百亂待治的局麵，唐太宗經過深深的思考，決定以大治天下作為自己的施政方針。
治國方針確定以後，唐太宗首先抓了國家的政治建設，把任賢和納諫作為保證致治的兩條主要措施。貞觀初年的官吏，大多是跟隨李淵父子攻伐四方，統一天下的功臣，他們雖能為李氏王朝騎馬打天下，但卻不能下馬治國家。對於行軍打仗，他們無所不能，但麵對煩瑣的政務，卻隻能束手無策。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要想大治天下，就必須任用一批能治理國家的人才，因而他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不計個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賢，不避遠近親疏。他手下的丈武大臣有隋朝舊臣李綱、封倫；來自農民起義軍瓦崗軍的徐世績、秦叔寶、程咬金等；而魏征就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唐太宗有一句話，叫做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可以說是對他用人方針的生動概括。
唐太宗為更大程度地甄選人才，為自己所用，他設立了“弘文館”，以管理學校，著書立說，培養選拔人才。太宗還親自視察國子監和太學，增築學舍，增加學員。此外，唐太宗還沿用了隋煬帝所製訂的科舉製度，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設立許多考試科目，進士科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這些措施的施行，促進了封建文化的發展，使貞觀時期成為唐代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
李世民采取求賢納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使得在他統治時期，整個朝廷人才濟濟，群賢薈萃。公元643年，李世民曾將其中的佼佼者畫在淩煙閣內，這24位功臣是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尉遲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蕭禹、段誌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理、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績、秦叔寶等。除了精通政務的人才，李世民還重用姚思廉、陸得明、孔穎達、顏師古等著名的文學家；歐陽詢、褚遂良、閻立德、閻立本等卓越的書法家和畫家；阿史那吐樂、執失思力等傑出的少數民族將領。這些謀臣猛將、文人學士都為唐太宗大治天下的政策出謀劃策，為備受後人稱頌的“貞觀之治”的貢獻了自己的才幹和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