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華對生死的態度對他屢屢出現的赴死言行和最終的自殺行動有著很大的影響。在他的思想認識中，死亡本身包含的痛苦與恐懼被隱沒了，突出的是個人的一種社會責任，並被認為是將有助於民族救亡的工具性手段。因而當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中，這種社會責任凸現出來時，有意識地選擇死亡是題中應有之義。
對“行動”的倡導
在陳天華的認識論思想中，則包含有明顯的知行合一、注重行動的傾向。
陳天華是革命論的極力鼓吹者，在他看來，現代的政治革命理論、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識在現實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陳天華在強調知識與理論對行為的指導作用的同時，他又將更多的筆墨用於對行動的關注上。在知與行的關係上，陳天華認為人的知識不是先天給予的。他說：“天機之發育未達，則必曆若幹歲而始能言，曆若幹歲而始有知識，曆若幹歲而始能行動。蓋有天然之步驟，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知識與個人的能力均是在後天學習與實踐中不斷取得的，他認為知識會隨著實踐與閱曆的增加而豐富。“這學問資格，非是生來就有的，曆練得多，也可長進。”在此基礎上，陳天華對個人的社會實踐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但是，陳對行動的倡導並不是注重於認為“行”是“知”的前提，不是在於社會實踐乃是獲得知識的途徑這一方麵，而是認為行動才具有解決問題的真正價值。在理論被賦予指導行動的價值之後，陳天華關注的顯然是行動本身。這首先是因為在危機存亡的時代圖景中，隻有行動起來才能真正擔負起個人的社會責任，才能助益於國家民族的救亡。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對青年學生界流行的空談習氣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他說：“奉勸讀書士子，明是會說，必要會行。我看近來的言論發達到了極處，民權革命、平等自由幾成了口頭禪。又有甚麼民族主義、保皇主義、立憲主義，無不各抒偉議，都有理信可執，但總沒有人實行過。”又說：“我的國勢墮落十丈，比如一爐火，千個人添柴添炭，一個人慢慢運水，那火能打滅嗎？兵臨境上，你方才講學問，講教育，講開通風氣，猶如得了急症，打發人往千萬裏之外買滋補的藥。直等到病人的屍首都爛了，買藥的人還沒有回來，怎麼能救急呢？為今之計，惟有不顧成敗，節節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等到有了基礎，再講立國的道理。此時不把中國救住，以後莫想恢複了。”因而陳天華在著書宣揚民主革命大義的同時，還積極地參加留日學界與國內各地的革命實踐活動。早在新化實學堂讀書期間，陳天華便積極參加了當時湖南的維新運動。1903年赴日留學後，他更是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留學生的愛國活動中。在此後的兩年中，陳天華先後從事了軍國民教育會、華興會以及同盟會等組織的籌備與組建，並從事了多次起義與示威運動的籌劃，同時還在國內外的學生與會黨中四處聯絡革命力量。所有這些都反映出陳天華對革命實踐的重視。而這種對行動的倡導是對民族危機的一種急切的回應。正因為急切，使得有時陳天華會從激進的革命立場退縮。比如1905年春《要求救亡意見書》的發布與擬定的北上之請，陳天華在此主張通過向清政府請願來反抗外部的侵犯。這一事件一直被認為是陳天華思想的“倒退”，而這種“倒退”恰恰是由於時代環境險惡而激生的變通之策。變通表明，在救亡的前提下，陳天華是何等急切地訴諸救亡的行動中而不能不在主義上委曲求全。
在陳天華的思想中，對行動倡導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便是對以身赴死的認可。從前文講到陳天華在對待生與死的態度中可以看到，他注重於死亡所具有的社會曆史意義，並將個人舍生取義的赴死精神與中國前途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在這裏我們將看到由於對行動的倡導，使得他認為肯為國家民族而死已經成為時代對每一個國民急切的行動要求。這不僅僅是因為現在的局勢已經到了拚死方可挽回的境地，而且因為隻有以自身“肯死”的行動才能鼓舞國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才能喚起他們的良知與熱情。他說：“隻有現在舍死做幾次，實在無可如何了，那後輩或者體諒前輩的心事，接踵繼起，斷沒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為的，我便當先做，這方算是真讀書人。”陳天華深知普通國民有著深深的畏死心理，並從各個方麵對之進行了批判。但是他同時認識到要打破這種恐懼不能僅僅依賴於言論上的批判和對救國救民的空談，而應該用切身的行動來震撼他們的心靈與良知。因而在抗議風潮中，陳拒絕了宋教仁著文以有所表述的請求，理由便是“徒以空言驅人發難，吾豈為也”。在《絕命辭》中，陳天華更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夫空談救國，人多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不如少言之有效乎。”
陳天華雖拙於口才，但並不是一個少言的人。他所撰述的大量流傳甚廣的革命宣傳品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功效是任何巧言之人都無法比擬的。但是在陳天華的心中，他卻將以身赴死的行動和自己在革命宣傳上的偉大功業看做自己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兩件事。在《絕命辭》中，他說：“鄙人誌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為。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則死之。”可以看出在陳天華心中，以死激勵後人所具有的地位與價值。正是這種認識，使得他在一生中屢屢表現出以身殉道的傾向。如在1903年拒俄運動、1904年春抗議俄國侵犯東北、1904年底長沙事件以及1905年春的北上之請等諸多事件中均流露出相應的行動傾向。因而我們認為陳天華蹈海隻不過是在這種認識支配下的行為傾向自然發展的結果。
心態性情中的灰暗情結
研究表明，自殺行為往往與自殺個體的心態特征緊密相連。積極健康的心態有利於個體身心健康的發展，反之則有害，導致個體焦慮、浮躁、恐懼、冷漠，並在一定的環境觸發下使個體走上自殺的道路。因而，考察陳天華的自殺應該注意到心態性情特征對他的影響。
陳天華的心態是否健康，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負麵情結？沒有遺留下任何直接的醫學資料可為之提供佐證。但是在神經錯亂與正常的心態平衡之間卻存在一係列的中間狀態。這些反常狀態雖然不能用醫療上的證據來證實，但是卻可以外化於個體的言行之中，使我們得以從中對之做出判斷。一般說來，健康的心態，個體情緒穩定，調節控製能力強，能夠很好協調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和矛盾；對人對己都比較寬容，不因自己的不足而極度自卑，在困難與挫折麵前依然信心十足，意誌堅定。負麵心態則與之相反，情緒易失控，悲喜無常，一遇挫折就極度悲憤，情緒壓抑低落不振，難以調節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在困難襲來而又無法解決時便焦慮、惶恐，很容易以自殺作為擺脫心理困境的手段。
事實上，在陳天華的一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情緒是很不穩定的，對個人情緒的控製能力較差，也不能很好地協調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情緒悲喜無常，一遇挫折就劇烈憤怒、心境壓抑、情緒低落不振，對於無法控製的未來憂心、焦慮、惶恐不安，無法正確地麵對困難，並缺乏建設性解決問題的勇氣。陳天華好友徐佛蘇在此將之總結為三個方麵：“一純任悲觀，二偏尚獨裁，三誘於熱度。”
其情形終日如怨如慕，其言論終日如泣如訴，不曾見有眉目清爽之時。其《絕命辭》有雲：“無在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此語最足以為其性情之活動寫真，此所謂純任悲觀也。凡事冥思苦索，不曾與他人有精詳研究之事，此所謂偏尚獨裁也。靜想時理解甚精，若遇事時即不能製裁熱度，例如既明雲會黨不能成事，又雲可偏用；既明言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又雲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既明雲將來自處，遇有可死之機會而死之，而又不能待將來之機會而今日即死亡（按烈士平日之性情，有皆如此，非徒憑其《絕命詞》立論），此所謂誘於熱度也。（徐佛蘇：《對於陳烈士蹈海之感歎》，《新民叢報》，第2年第4號。）
應該說徐佛蘇的總結是十分有見地的，特別是說他“靜想時理解甚精，若遇事時即不能製裁熱度”。從這個角度看，陳天華一生中許多頗令人費解的地方，如言論與行動的矛盾以及言論之間的矛盾便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上文曾經提及陳天華心態中的灰暗麵，而所有這些正是陳天華心態中某種障礙的表現。而這種性格與心態上的灰暗對於陳天華走上自殺之路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障礙導致的矛盾、焦灼與不安滋養了陳天華自殺的觀念，並在外界環境的推動下將陳天華從觀念的形成而轉入到自殺的行動。麵對各種難以解決的矛盾，表示“不願久逗此人間”的人生態度。在陳天華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在言論中多次談到以身赴死，並在行為中屢屢表現出輕生的舉動。這表明，長期的憂鬱心態已經使陳天華將死作為一種習慣性地擺脫苦悶與矛盾的手段。而自殺隻是這一習慣性做法的極端形式而已。
時代背景
造成這種心理特征的原因與陳天華個人家庭環境以及早年生活的孤寂有關。前文已指出，陳天華在童年與少年時期，由於家境貧寒，母親早喪，常常處於一種情感饑餓而又鬱鬱寡歡的狀態。這種環境顯然是不利於陳天華性格發展的，也不利於他正常健康的心態的形成。同時這種狀態的形成又與陳天華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的留學環境有著密切的聯係。
陳天華生活在一個新舊文化交替、中西文化交融的曆史時代。這種轉型時期的時代特征使得各種各樣的矛盾都聚焦在一起，從而造成了陳天華鮮明的“邊際人”特征。“邊際人”是一個社會學、人類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化轉型與多元文化衝突下形成的一種轉型人格，即在新舊文化的碰撞、衝突中產生的雙重人格。造成邊際人格的社會文化背景往往是一種急劇的社會與文化變革，由於舊體製、結構、文化的解體和衰落導致的焦慮、惆悵與無所適從是邊際人格的普遍特征。在新與舊、中與西之間，有著各種可供選擇的價值標準、行為規範與生活方式，很容易使人陷入矛盾與彷徨之中。而且國勢日危，民族存亡旦夕之間，也增加了他們的焦躁、不安與亢進的情緒。世紀之交，空前的內憂外患造成了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瓦解。這種瓦解的過程，對中國人的情感造成了極大的震蕩、不安、焦慮、恐懼、羞辱與悲憤，各種感情與激情充斥於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時期傳統的文化秩序也崩潰了，以往的價值規範已動搖而失去舊有的文化功能，無法將當時由於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而引發的感情與激情加以疏導、規範，從而使這種感情與激情變得無序，遊離和泛濫：既懷希望又常失望，既急需選擇又難以選擇。非常容易使人在回應各種各樣的危機之時顯得極端化與情緒化。就當時留學生群體的自身環境而言，此時的留學運動發端於甲午戰敗這一特定曆史時期，而此時日本國勢又處於蒸蒸日上之時。日本政府的優越感、侵華野心以及一般國民普遍存在的蔑視、輕侮清國學生的心理，使當時的留日學生感到一種無形而又巨大的壓力。恥辱與憤懣使得他們報國的心情在異國他鄉變得更為急迫。陳天華自己便說：“以留東京多生無窮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涼血類之動物，殆無不有‘國家’二字浮於腦海者。”深沉而又敏感脆弱的民族尊嚴與國家意識在輕侮與謾罵麵前造成了他們心理上的失衡，從而使許多人情緒悲觀低落，心態焦慮抑鬱。這些我們可以從當時留學日本的宋教仁、魯迅、鬱達夫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甚至也可以從後來留美的潘光旦、梁實秋等人身上發現類似的情形，陳天華隻是其中一人，也是比較極端的一人。
一方麵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曆史進化論的指引下認為曆史是朝向一個美好光明的未來發展，並對這一前景充滿一種樂觀主義的期待；另一方麵是對現實沉淪的疏離與否定。在從悲觀現實通向理想未來的途徑上，陳認為人的努力起著關鍵性的動力作用，甚至認為這種轉變是一種不可抗拒而且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在尋找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時，他又陷入了一種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中。陳天華在國民思想的影響下認為要實現國家救亡，必然要依托於廣大的國民，但是他又認為國民愚昧、保守、散漫，必須在經過中等社會的啟蒙以後才能真正承擔起革命的任務。而即使是被陳看做國家主人的青年學生群體，也由於程度低下讓陳天華感到失望。所以當他所寄望的階層在現實鬥爭麵前表現得軟弱無力時，陳天華便無法找到應該依托的力量源泉。在屢次失敗之後，陳天華發現現實是籠罩在黑壓壓的沉悶中，希望雖一次次升騰，卻又一次次地熄滅。理想雖然美好，卻是那麼遙遠，現實固然不忍卒睹，卻難以改變。當各種具體的矛盾紐結成一種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時，陳天華那種盲目的理想主義便變成一種盲目的悲觀主義。自從1904年長沙起義失敗後，這種悲觀主義已籠罩在其心頭。“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並漸漸萌生出一種以自殺來逃避現實矛盾與挫折的意念，“不願久逗此人間”。雖然在1905年夏秋之間，陳天華因孫中山的到來與同盟會的成立而深受鼓舞，但悲觀仍是籠罩其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且此時陳天華在思想上對國民素質的重要性尤為關注，並認為這是實現救國目的的關鍵所在。但同時他又對國民程度的低下狀況有著清醒的認識，從而形成內心的一種緊張關係。因而當《朝日新聞》的輕侮謾罵觸及陳天華這塊心病時，那業已存在的悲觀情緒又使陳天華陷入了無法排解的矛盾中，並最終作出了投海的決定。
第三節 悼念與安葬
當天夜裏，大森灣地方警察局便電告中國駐日使館，稱於海上發現一名男子屍體，死者姓陳名天華，居於東新譯舍。中國使館便將此事告知留學生會館，又轉由留學生會館通知當時的留學生。第二天天未亮，宋教仁等便趕赴大森灣。大森町長將在陳天華身上發現的銅幣與書留交與宋並引領諸人前去觀瞻已經入殮的陳天華棺木。“一槥淒然，倭式也，君則在焉。”
12月9日，陳天華遺體由大森運回橫濱，留日學生雲集會館，為他舉行追悼會。許多人登台演說烈士事跡，痛陳時政得失。同時，宋教仁按“書留”找到陳天華的遺書《絕命辭》，並在追悼會上當眾宣讀。“一人宣讀之，聽者數百人，皆泣下不能抑。”留日學生陳漢當時當場賦詩一首：“人有八千思項羽，士無五百殉田橫。”高度讚頌了烈士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與會者“人人悲憤填胸，有願和先生同死的景象”。在當時，留學生抗議《取締規則》的活動正如火如荼，但一些學生由於立場不同而產生分歧。陳天華英勇的獻身精神進一步推動了留日學生抗議活動的發展。革命者悼念烈士的哀憤，在抗議活動中化成了繼承烈士遺誌的反帝熱情。麵對楊度、曾鯤化的退縮，留日學生吳玉章激於正義，出麵推胡瑛等人組織起聯合會，繼續鬥爭。大批學生亦相繼歸國以示抗議。即使是動搖者亦堅定起來。當時日本各界對於學生高昂的反抗精神刮目相看。“停課之後，日本報章之詆毀我者，無所不至，及見我自治之嚴整也，而言論一變，歸國者之實行也，而議論又一變，始也罵為放縱卑劣，後又譽為團結堅固。”國際輿論嘩然，使日本政府處於難堪的境地。被迫對“取締規則”中的一些條款重新作了解釋。
在香港，陳天華的死也引起革命者的廣泛關注。鄭貫一在杏花樓組織召開追悼會，各界臨吊者達千餘人。革命誌士馮自由提筆作聯：“平生得愛友二人，星台殉國，近午何之？可歎吾黨英才，又弱一個；靈爽憑健兒五百，公武鳴鍾，自由不死，誓覆虜酋政府，實踐三民。”號召人們學習烈士精神，完成三民主義的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