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始終行走在弘法的路上，走向佛的歸途。
他來到應泉州承天寺傳戒法會禮請。在此之後，他又移居溫陵養老院。在那裏，廣洽法師割指瀝血，大師用其血書《戒經》，又用餘血補書詩渴到了11月19日。弘一法師又赴惠安科山寺講演，期間，法師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至12月初三日返回泉州後，終於臥病草庵。
病痛一次次地侵襲，他卻一次次地順從，任由病痛的擺布。他的心，始終端坐著一尊佛，任何病痛，都無法入侵。
廣洽法師在大師臥病期間總是前往間候，並多次陪他到廈門就醫。病重之時，廣洽法師時來問候，弟子的關心，弘一法師自然是感激在心，但是弘一法師對廣洽法師說：“你不要問我病好了沒有，你要問我有沒有念佛？這是南山法師的警策，以後當拒絕一切，閉戶編述南山法書，以至成功。”
弘一法師病情嚴重，草庵寺中為此支付了不少費用。他自出家以來，堅持不受供養，隻有他的老友夏丐尊是例外。他給夏丐尊寫了信：一個月前，因往鄉間講經，居於黑暗室中，感受汙濁的空氣，遂發大熱，神智昏迷，複起皮膚外症。此次大病，為生平所未經過，雖極痛苦，幸以佛法自慰，精神上尚能安頓。其中有數日病勢凶險，已瀕於危，有諸善友為之誦經懺悔，乃轉危為安，近十日來，飲食如常，熱已退盡，惟外症不能愈……此次大病，居鄉寺內，承寺中種種優待，一切費用皆寺中出，其數甚巨，又能熱心看病，誠可感也。乞另彙下四十圓，以二十圓贈寺中(以他種名義)，其餘二十圓自用，屢荷厚施，感謝無盡。以後通信，乞寄‘廈門南普陀寺養正院廣洽法師轉’，我約於病愈春暖後，移居廈門……
病中的弘一法師又為自己留了遺囑。他把遺囑交給了傳貫。遺囑寫道：“命終前請在布帳外助念佛號，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終後勿動身體，鎖門曆八小時。八小時後，萬不可擦身體洗麵。即以隨身所著乙衣，外裹破夾被，卷好，往樓後之山凹中。曆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後，即就地焚化。焚化後再通知他位，萬不可早通知。餘之命終前後，諸事極為簡單，必須依行，否則是逆子也，演音啟。”
然而，弘一法師承蒙佛祖庇佑，身體還是逐漸康複了。
1935年春，他先後在開元寺、淨峰寺、科峰寺、承天寺等地宣講。他就這樣馬不停蹄地宣講，用佛法，沐浴更多苦難的人們，他曾在離開淨峰寺的時候寫下這樣一首詩：
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
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他就這樣行行止止，竭盡全力弘揚佛法，他所到之處，都如春風般拂過，在人們心中散下了慈悲的、佛的種子。
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寫下了大量的佛學著述，如《人生之最後》《行事鈔記》《淨宗問辨》《悲智》……每一部作品，都是他人生的凝華和靈魂的感悟。他的每一個腳步，每一分頓悟，都將無限地靠近佛陀。
紅依法師不僅僅是在佛界非常有威望，並且，塵世中人也深深愛戴弘一法師。
著名的文學家鬱達夫也是對弘一法師敬仰已久，陰差陽錯，使得鬱達夫一直以來都未能見大師一麵。這一次，鬱達夫剛剛從台灣到廈門，就在12月30日下午由《星光日報》記者趙家欣陪同遊覽南普陀寺。
寧靜的古刹，幽靜的山林，鬱達夫深深地沉浸在禪境之中。於是，他提出了要拜見弘一法師的想法。剛好記者趙家欣認識廣洽法師，這就請廣洽法師向弘一法師通報。終於趙家欣和廣洽法師、鬱達夫，三人一同渡海到鼓浪嶼日光岩訪問弘一法師。
這一日，鬱達夫終於見到了弘一法師，鬱達夫成名於文壇，但是弘一法師對於他的了解並不多，因為當他蜚聲文壇之時，弘一法師已經遁入空門，方下了紅塵事，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大了修法弘法之中。弘一法師同鬱達夫進行了一番交談，在臨別時弘一法師取出《佛法導論》、《寒茄集》、《印光大師文鈔》等佛書送給鬱達夫。不久，鬱達夫就有了一首抒懷詩：
不似西汾遇駱垂，
南來有意訪高僧。
遠公說法無多語，
六祖傳真隻一燈。
學士清貧彈另調，
道宗宏議薄飛升。
中年亦具逃禪意，
莫道何周割未能。
此後，鬱達夫跟弘一法師交往漸漸多了起來，也就有了不少淵源。鬱達夫委托紅依法師代訂《佛教公論》等。1937年1月18日，高勝進居士編《弘一法師特刊》刊於《星光日報》，題字者也是鬱達夫。
1937年，這是弘一法師自初到閩南算起在這裏居住的第十個年頭。人生短暫，弘一法師不知道自己能否到達下一個十年，然而，對於過去這十年閩南生活，他非常滿足，因為這十年間，他為了弘法，付出了許多，當然也得到了很好的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