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博生， 1897年9月7日出生於河北省黃驊縣東慈莊一個農民家庭。他七歲入私塾讀書，後因家貧輟學。十七歲時，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學習。1917年夏，以優異成績畢業，被分配到皖係軍隊當見習軍官。
趙博生“抱救國之誌，負救國之責”，立誌做一個“模範軍人”。但他這種誌向遭到現實的無情打擊。數年間，他輾轉各派係軍閥隊伍中，始終落在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圈子裏。後來趙博生投入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在這支軍紀比較嚴明的隊伍裏，他非常刻苦自勵，很快就獲得了較高的聲望。他的職位也由團參謀、團副、旅參謀長、旅長、升到軍參謀長。
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趙博生不願繼續參與禍國殃民的軍閥混戰，遂率特種兵旅教導大隊學生三百餘人南下，組成“三民主義救國軍”，準備到漢中另創局麵。這支隊伍從戶縣出發，進勞峪口，登秦嶺，在到達東七口時被土匪武裝所阻。由於寡不敵眾，隻好白天隱蔽，夜晚露宿。部隊物資匱乏，衣食無著，在山林中以核桃、包穀為食達二十餘日，終至失敗。不久，趙博生接受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的邀請，去山東濟寧擔任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
1931年春，蔣介石兩次“圍剿”中央蘇區失敗，又積極布置第三次“圍剿”，二十六路軍被調到江西內戰的前線。這時，趙博生的思想陷入焦慮與痛苦之中。大革命時期那些共產黨人的影子，又再現在他的眼前。他想起了曾共過事的劉伯堅等共產黨人，挫折和失敗使他俞更感到共產黨的正確。1931年4月，他借故到上海找黨，又派心腹外出尋找劉伯堅等人，結果都徒勞而歸。
其實趙博生積極尋找黨的時候，中共中央已派王超、袁漢澄、李肅等三名共產黨人打入二十六路軍，與二十六路軍地下黨員劉振亞接上了關係，積極開展兵運工作，發展黨員，在二十六路軍中建立了共產黨特別支部，劉振亞任特支書記。這時，發展趙博生入黨的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特別支部經過幾次開會研究，擬定了一封給趙博生的信，信中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形勢，指出二十六路軍的困境，希望他以大局為重，同紅軍聯合起來。趙博生收到信後，興奮異常，他向與他接頭的地下黨員表示完全同意信中的意見，並說：“我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叫我幹什麼就幹什麼，即使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特別支部經過討論，決定吸收他入黨。1931年10月，黨中央批準趙博生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開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不久，該軍在老營盤、高興圩等地屢為紅軍所敗，死傷慘重，已無鬥誌。被驅駐寧都後，處在紅色區域包圍之中，陷入進退維穀境地，加之水土不服，疫病流行，不斷減員，造成官兵厭戰，軍心動搖。“九·一八”事變以後，民族危機嚴重。趙博生在特支的領導下，以自己公開的身份，利用當時部隊中不斷高漲的抗日反蔣情緒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心情，積極在士兵和高中級軍官中開展工作。一次，他給部隊講話時，掛了一張大地圖，凡被日寇侵占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圈起來，眼看著紅圈要伸到關裏來了，他激昂地說：“日寇占領了東三省，那裏的同胞過著亡國奴的生活；日寇還妄想滅亡全中國，要我們當亡國奴……”部隊將士對蔣介石的“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命令憤激萬狀。在地下黨組織的積極工作下，發動起義的條件逐漸成熟了。
1931年12月，我黨在南昌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被破壞，暴露了黨在二十六路軍的組織。蔣介石的南昌行營拍來了十萬火急的電報：嚴緝二十六路軍中的共產黨員，星夜送南昌行營懲處。當時孫連仲在上海休養，趙博生代行主持軍務。獲此電報後，二十六路軍中共特支書記劉振亞等即商對策，首先給南昌複電“遵令即辦”，以穩住敵人。隨後南昌行營又派一架飛機給寧都送來了蔣介石企圖一網打盡二十六路軍中共產黨員的“手令”。情況萬分緊迫，特支決定組織起義。一方麵派人赴中央蘇區報告；另一方麵由趙博生去聯絡並爭取得到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和團長黃中嶽等共同舉行起義。12月14日黃昏，趙博生以參謀長的名義，“宴請”旅、團以上軍官。他簡要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勢和處境，宣布二十六路軍起義加入紅軍。由於部署周密，準備充分，起義按計劃順利舉行。除少數死硬分子外，一萬七千多名官兵全部參加了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