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聶耳在中華民族危亡的時候呐喊，
是為了“不願做奴隸”，
“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們在新的時代為呐喊者呐喊，
是為了繼承先烈遺誌讓警鍾長鳴！
◎ 第一章 聶耳的知音
李誌剛
（一）他其貌不揚，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化幹部，但卻被人們稱為民間文學家，研究聶耳的專家
他叫劉本學，玉溪市群藝館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化幹部。他其貌不揚，從外表絲毫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他不僅成為了一名民間文學家，而且被海內外的許多學者公認為研究聶耳的專家。
1937年4月18日，劉本學出生在玉溪市紅塔區魏家山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53年高小畢業參加工作，當過衛生員、圖書發行員。參加工作後，他一邊努力工作，一邊勤奮學習，自學了初中、高中、大學的全部課程，1966年取得雲南大學業餘函授文史專業畢業證書。1987年，他調玉溪群藝館，從事群眾文化工作，負責收集、編輯玉溪地區（今玉溪市）民族民間《歌謠集成》、《諺語集成》、《故事集成》。這時，他開始了對聶耳資料的收集和研究。為提高文化理論水平，他還先後參加了全國民間文藝理論培訓班、民間文學刊授大學，吉林省文化學會辦的群眾文化論文刊授班的學習，不斷地學習，使他增添了不少理論知識。
由於他刻苦學習，勤奮工作，事業上不斷取得豐碩成果。1987年，獲玉溪地區農村群眾文化先進工作者，受到行署的表彰。1982年，收集整理的白族民間歌謠《心上人》獲全省優秀作品獎，1988年被文化部、國家民委、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聯合評為先進工作者，1991年被評為全省民族民間文學集成先進工作者，1991年被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總編委評為先進工作者，1993年收集整理的蒙古族民間故事《魯班和旃班》獲首屆雲南文學創作基金三等獎，1994年撰寫的論文《宗教活動與群眾文化的“三爭”與“三助”》獲省一等獎，1997年3月，被雲南省文化廳評為文化史誌先進工作者。經他編輯、撰寫、收集整理正式出版的書有《玉溪地區民間故事集成》、《玉溪歌謠》、《玉溪諺語》、《雲南情歌500首》、《玉溪地區文化藝術誌》（合作）、《玉溪導遊》、《心係故鄉》、《聶耳與國歌》（合作）、《永生的海燕——紀念聶耳詩抄》、《聶耳與玉溪》、《聶耳音樂作品集》等10多部。個人簡曆被全國25種大型辭典收入。在全國20多種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其中聶耳的故事、聶耳的資料、聶耳的研究文章100餘篇，民間歌謠900多首，民間敘事長詩5部，論文20多篇。
1997年5月，他年滿60歲退休，退休後在整理自己工作年譜時，他用了四句話的小詩對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跋山涉水四十年，兩鬢蒼蒼憶少年，吸煙喝酒不敢學，沒有白來世上顛。”
（二）他從小就崇敬聶耳，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走上了研究聶耳的道路
1947年孩提時，他進入玉溪私立廣文學校讀書，該學校是中共玉溪地下黨的活動基地，學校有一個“七七”合唱團，他參加了合唱團，合唱團教唱聶耳的《畢業歌》，使他熟悉了聶耳的名字。當他得知聶耳的故鄉就是玉溪時，對聶耳更加崇敬。1980年他到省上參加雲南省民間音樂集成工作會，省音樂家協會主席李堅對他說：“老劉同誌，聶耳是你們玉溪人，可惜現在大家對聶耳了解得太少，你作為玉溪的一名文藝工作者，應該下決心收集聶耳資料，進行介紹。”她的談話對他觸動很大。他表示願意從事這項工作，並希望李堅為他介紹認識聶耳的親屬。李堅滿口答應，會議結束，她就寫了聶耳三哥的地址交給他。他帶著字條找到了聶敘倫，當時聶老也是70多歲，老人熱情地接待了他，從此兩人結下了深厚感情，直到現在依然來往不斷。
當時，聶敘倫住在大觀路的一條小巷裏，他找到聶老時，聶老一聽到他是玉溪來的老鄉，分外高興，留他在家裏吃了一頓飯，他第一次去采訪，就得到了聶敘倫的熱情接待。通過聶老的介紹，使他更多地了解到了聶耳的情況。當天，他與聶老談到深夜才回來，聶老真誠坦率的性格，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此以後，凡是他有機會到昆明，他都要去看望他，至今不下二十次，平時還經常在電話中問候交談。聶老到玉溪不下十次，每次來都要到他家。一次聶老陪日本作家到玉溪，專程來找他。他向他們介紹了自己收集聶耳資料的情況。通過聶敘倫，他還找到了聶耳的二哥和聶耳生前的一些同學朋友。聶敘倫專門陪他看了聶耳小時住過的幾個地方，聶耳讀過書的四個學校的遺址及聶耳出生的地方，兩次坐公共車陪他到西山看聶耳墓，對幫助他收集聶耳資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堅的指點，聶敘倫的熱情支持，使他堅定了研究聶耳的信心。從1980年5月1日他在本館編的《玉溪文化》第九期上，發表了第一篇《聶耳在玉溪》的文章，到現在整整20年，他從未放棄對聶耳的研究。隨著收集、研究時間的增長，他對聶耳的感情不斷加深，連做夢也常常與聶耳在一起交談。一次他夢見在聶耳公園知音湖畔與聶耳交談，他寫出了《知音湖畔遇知音》的文章，記錄下了他們交談的情景和內容。他說，玉溪出了聶耳這樣的偉人，是玉溪人的驕傲，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三）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證明了聶耳的故鄉就是玉溪，為玉溪大力宣傳聶耳提供了依據
在收集資料中，他遇到同樣的問題在不同的資料上提法不一樣，如聶耳葬於西山的時間，《聶耳》畫冊與其他報紙上介紹的不一樣，他就找聶敘倫落實。聶老曾三次訪問日本，一有聶耳有關活動的信息，老人就寫信、打電話向他提供。他寫聶耳的4本書都得到了聶敘倫老人的大力支持，其中有兩本老人寫了前言。
通過多年的精心研究，他查清了聶耳在玉溪活動的許多史實和遺址，為建立聶耳塑像、聶耳公園和修複聶耳故居提供了比較科學的依據和翔實的史料。查清的四個遺址是：州城北門街3號是聶耳的老家，新興路84號是聶耳大姐家，聶耳與進步學生假期到玉溪縣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的演出地址在現軍分區後院，峨山文星街21號是聶耳的外婆家，還查清了聶耳4次回家的始末。
他積極宣傳聶耳。1984年8月，他主編了一份聶耳逝世50周年的紀念專刊，共出了16期，在省、地、市全國2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了聶耳的故事、資料、文章100多篇，正式出版了4部關於聶耳的書。1985年參加了在武漢舉辦的全國首屆聶耳冼星海音樂學術討論會，他宣讀了論文《聶耳——自學成才的典範》，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關注。多次為玉溪一中、財校、紅塔區退休教師、幼兒園的老師、成教中心、武警支隊、稅局等單位做《聶耳與國歌》的專題報告。2001年6月13日，應紅塔區共青團、關工委、教委的邀請，他為6所學校的學生代表作了題為《弘揚聶耳精神，爭做四有新人》的報告，在青年、學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他為玉溪市檔案館、博物館、聶耳故居提供了有關聶耳的100多件文物資料。
他接待了到玉溪參觀的日本友好人士四批，向他們介紹了聶耳在玉溪的情況，為日本作家齋藤孝治撰寫聶耳的著作提供了資料，與日本藤澤市市長通過信，為增進中日兩國友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
他撰寫了《聶耳——自學成才的典範》、《學習聶耳，高揚時代的主旋律》、《悠悠歲月話國歌》、《聶耳歌曲的詞作者探析》、《聶耳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等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論文，在全國和省級的刊物上發表，對聶耳的成長、創作作了較為全麵的探討研究。有人認為，聶耳僅僅是一個20多歲的小青年，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有的認為目前的研究已經差不多了，他對此作了批駁。他認為聶耳的研究不僅沒有到頭，而且有許多東西值得深入研究，他說，聶耳的研究是隨著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而發展，再用多年的時間也難研究完。
通過他的研究，比較充分地論證了聶耳就是玉溪人，玉溪就是聶耳的故鄉。他找到了聶耳的畢業證書，參加玉溪改進會的會員證，證書上填的籍貫就是玉溪。建聶耳公園的時候，有領導提出疑問，聶耳到底是不是玉溪人。後政協請他去講了聶耳的情況，政協提出了議案，促進了聶耳公園的建設。
（四）他說，大量的史料表明，聶耳是一個早熟的、自學成才的、多才多藝的偉大音樂家
通過對聶耳生平整理研究，劉本學得出了一個觀點：聶耳是一個早熟的、自學成才的、多才多藝的偉大音樂家。聶耳家比較窮，有人罵過他是叫花子，對他的刺激很大，他父親在玉溪不能維持生活，才到昆明開中藥鋪。父親死時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靠母親幫人洗衣服維持生活。聶耳15歲就讀了馬克思的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成長，昆明爆發的學生運動，他參加了宜傳。聶耳沒有專門學過音樂，主要靠自學。他多才多藝，演過戲、拍過電影；他的詩和散文寫得比較好。他還買了一個照相機搞攝影，他非常熱愛生活，熱愛藝術。他第一個在音樂作品中塑造工人階級的形象，他不隻是同情，而是直接站在工人階級受壓迫受剝削的立場上進行創作。20世紀30年代，中國處在極為黑暗的時期，人民災難深重，生活迷漫，靡靡之音泛濫，在這樣的環境裏，聶耳創作了許多革命歌曲。聶耳生前的戰友，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在紀念聶耳的一篇文章中說得很精辟：“我們說聶耳的貢獻超過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是指他作品的數量，也不是指作品的某些藝術技巧，而是指作品所起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社會影響，以及他的作品的創作方法在音樂上所開辟的道路而言。”有人認為聶耳沒有大型的交響樂作品，作品數量也不多，是否能算得上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劉本學認為，聶耳是第一個使中國群眾音樂體裁提高了藝術價值地位的藝術家，第一次把覺醒的工人階級作為時代的主人翁來塑造，還給他們創造曆史的本來麵目，把他們作為埋葬舊世界的革命先鋒加以熱情歌頌。聶耳的偉大不僅僅取決於他個人的因素，他也是時代造就的兒子，是在群眾的狂風暴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卓越的代表人物。由於聶耳把自身投入到革命鬥爭洪流當中，他的創作才能才發出絢麗的火花，造就成了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音樂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聶耳題過詞，最近，江澤民總書記三次讚頌聶耳。對聶耳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聶耳逝世了65年，他的作品至今依然感人肺腑。隨著時代的發展，對聶耳的研究遠遠還沒有結束。尤其是現在改革開放，聽一聽聶耳的歌對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他對聶耳的研究，是自己人生的選擇，為此吃過不少苦，受過不少委屈
在20年的研究中，遇到的困難很多，在沒有專門任務、沒有專門經費、沒有專門時間的情況下，他靠著對聶耳的崇敬，靠著對國歌、對家鄉的熱愛從事對聶耳的研究。他主要的工作是搞群眾文化工作，但他認為作為一個玉溪人，不研究聶耳、不介紹聶耳對不起子孫後代，他靠微薄工資、稿費收入，縮衣減食，用出差、開會到外地的機會，見縫插針，收集有關聶耳的資料。他沒有條件專門為收集聶耳的資料到過上海，更沒有條件到日本。他家裏有老有小，自己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來買書、收集資料。他一見到有關聶耳的書，不管多少錢，總是要把他買回來。為研究國歌，他把《世界各國國旗國徽國歌》一書買了回來，進行對比。出書很困難，他出的第一本聶耳的作品就是《聶耳與國歌》，靠的是節衣縮食、不抽煙不喝酒。向社會求助，寫書一年半，拉讚助用了兩年的時間。為此，磨破嘴、跑酸腿成了家常便飯。他向領導彙報，爭取領導的支持。有時領導聽起來很重要，辦起來就忘掉。有個別領導還認為他是在為個人出作品，為了拿稿費。出第一本書的時候還有人打電話到單位，說他到處拉讚助，是不是騙子。出第二本書《永生的海燕——紀念聶耳詩抄》時，為找讚助，也花了半年的時間。
繁重的工作，沉重的家庭負擔，但始終沒有使他放棄對聶耳的研究。多年來，上有70多歲的老母親，妻子做點臨時工，又供兩個孩子讀書，他一下鄉，就隻好把母親送到農村妹妹家裏，讓她照顧。盡管家庭本來就困難，為收集整理資料又要花很多的錢，但家裏的人都很理解支持。新聞單位得知他研究聶耳取得的成果，多次對他進行了采訪報道。單位上雖然主要是分工讓他搞民族民間文學，但對他從事聶耳研究也表示支持，給予鼓勵。
他說，自己能夠從放牛娃成長為一個作家，一是靠黨和政府的培養關心。第一個書記、市長接待日，他向市委書記楊崇勇反映了宣傳聶耳及自己編寫的《聶耳與玉溪》出書難的問題，引起了楊書記的重視，並作了批示，使書得以順利出版。二是靠改革開放，他所出版的書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版的。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機遇、成果。三是靠社會各界的支持。煙廠的一名職工知道他在收集聶耳資料，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有一篇關於聶耳的文章，就剪下寄給他。一次，他到昆明出差在旅館認識了一個文山州的青年人，青年人說看到一家報紙刊登聶耳死因的新發現，還把報紙找到寄給他。這些雖然都是一些小事，但使他深為感動，有那麼多的人關心支持，使他增添了工作的決心。他很坦率地說，自己在研究中還存在著不足。聶耳是音樂家，如自己對音樂有較深的造詣，就會研究得更深，自己恰恰在這方麵比較薄弱，形成了一個缺陷。
工作了44年，今年（2001年）已是63歲的他，吃過了許多酸甜苦辣，能夠取得一些成果，靠得是“三個一百”：“到過的書店不下一百個，爬過一百多座大山，采訪了一百以上的民間藝人和知情人。”許多學者稱他為研究聶耳的專家，但他至今依然是中級職稱。他曾多次申報高級職稱，都因種種原因而被擱置。
他自己認為，對他一生影響比較大的是兩段名言，一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段話“在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道路可走，隻有在崎嶇小道的攀登上不為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他起筆名崎鬆，就是受這段話的影響。崎鬆，就是山上的一棵鬆樹。第二段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柯察金說的：“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就會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鬥。”他說，一個人經曆過的磨難和付出的汗水與成果是成正比的，不論做什麼事，隻要付出，就會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