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都市生活的這種複雜體驗，不僅強化了詩人對自我生命狀態的一種刻骨銘心的感觸和認識，同時更重要的是，它還引發了詩人對整個人類生存狀態的深沉的憂思。在伍木看來，城市無疑是以科技發展為動力的無所不能的現代文明所創造的一幅“跋扈的風景”（《城市洪荒》），但科技文明消極的副作用顯然不止局限於它所創造的都市。它不但侵蝕和摧毀著人的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和詩意，而且它甚至對人類生存的這個地球家園也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正是帶著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深切的憂患意識，伍木把他獨特的城市體驗升華為一種具有更為廣闊和深厚內涵的人類命運之思。基於對人類精神世界豐富性和詩意的喪失的深切憂慮，伍木寫下了《列車開著》、《實驗室》、《防鏽物》、《最後珠盤》、《畸嬰現象》等一批可以成為“科技反思”題材的詩作，把科技“巨人”飛揚跋扈的神威及其對人類的鉗製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在《壓縮機》中，詩人巧妙地將壓縮機這一電器設備擬人化，非常生動地勾畫出人類得科技之助而生之自大和受科技之脅迫而自憐的既狂妄又卑怯的形象：“……我乃嗜電的雷公化身/如今委屈一方，卻不軟弱/我借電路思考/在密封與旋轉的結構之外/專向溫度和濕度挑戰/我改變大氣常規/並且打通人體的/任督二脈//我有奔騰情感/奈何被鎖在/深不可測的冰天雪地。”在《列車開著》一詩中，詩人借助一種隱喻的筆法，寫出了在被科技控製著的世界上，人成了喪失自我和迷失方向的木偶，一任科技的擺布，就像列車上的乘客，任這機器把他們拉向未知的遠方：“陸續有人上車，有人下車/有人不肯離去。列車開著/兩邊田園風光迅速倒退//累人的是方向感迷失/在大地的胸膛上/喋喋不休自尊與麵包的問題。”
在科技所控製的地球上，與人類有著相同遭遇的是那些無辜的動物。就像人類所創造的科技文明正一天天摧毀著自己的家園一樣，人類瘋狂的捕殺和自然規律的無情正將許多動物推向了瀕臨滅絕的邊緣。麵對這一情形，伍木創作了組詩《十滅》。通過對十種世界各地瀕臨絕滅的動物的描寫，表達了對自然遭到破壞，動物備受摧殘的無限悲憤之情，字裏行間滲透著一種怨天憫人的感人情懷。至於那種對無助無辜生靈的同情之意更是寫得動人心弦。比如《羚牛》一詩這樣寫道：“非蠻非野/放逐的日子/緣何總是/以恐慌和驚悸果腹？/活在被擒被獵的陰影/任由孤絕的傷口恣意淌血”，縱然它有那麼溫良、馴服的美德，但這美德卻斷送了它的生命。再如《梅花鹿》：“華美氣質乃致命要害/猛獸為我文身，以利齒森森/獵戶下我毒咒，以利箭冷冷/我為自己預寫墓誌銘，以體膚/以完整而絢爛的梅花斑”，三言兩語把美的毀滅寫得撕心裂肺。《十滅》的確是一組詩人所唱出的珍稀動物的挽歌，但在這一曲曲挽歌的悲沉旋律中，卻分明蘊含著詩人對人類自身命運的感歎。這些正一步步走向滅絕的飛禽走獸，又何嚐不是人的命運的真實寫照呢。所不同的是，動物的毀滅是外來力量所造成的，而最終毀滅人的卻可能是人自己！
很顯然，伍木是一位深具生存悲劇意識的詩人，他所展示的上述那一幕幕令人痛心疾首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的頹敗場景，可以清楚地證明這一點。但是，正像任何一個真正的悲劇詩人不可能隻沉湎於悲悲戚戚的場麵而悲觀頹喪一樣，伍木在他的詩歌中同樣表現出了一種在困境中掙紮、在沉淪中反抗的生命激情，盡管這種激情有時會被詩人那無奈的歎息所掩蓋，但它也常常會奮力穿透那沉沉的歎息放射出一絲絲詩意的光芒。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他的詩中，不僅看到了印族同胞在城市化的狂流中為拯救傳統所作出的悲壯努力：“那邊廂印族同胞擊鼓而歌/聯絡所一隅，有人正和城市主調抗衡/為一種名曰亞洲文化價值的東西/在大清晨/做最後的力挽”（《城市》），同時更看到了詩人自己為了掙脫城市的枷鎖而奮勇抗爭的英姿：“有片刻安寧便是如獲至寶/有禪聲，在寂然的化境自遠處飄過/唯詩，方可洗滌汙濁的血/唯詩，方可抵禦銅牆的風寒/在沙塵密布的空間/任性地/攜/我/狂/奔。”（《城市洪荒》）為了抗拒都市文化的侵蝕，詩人還把眼光投向了博大精深的傳統，並試圖從中去尋找那種重建自我生命經驗的價值資源。一方麵，他將自己認同於那種書蟲似的傳統文化族類，並把它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日啃《水滸傳》，夜枕《紅樓夢》/閑暇/還在《西遊記》的扉頁上/留下幾個窟窿//……//終日陪著楚辭漢賦唐詩宋詞/與書為伍，以書為生/……”（《蠹》）雖然這樣將“窮一輩子嗬”，但是這古老傳統的文化和精神，卻洞開了他自我人生的一個全新境界；而另一方麵，則賦予了傳統以一種剛健昂奮的富於悲劇崇高感的生命創造精神，就像《立體象棋》一詩中所寫的那樣：“不管楚河漢界深幾許寬幾許波濤黃沙幾許/這是最後的據點，絕對不能失守。”詩中，作者以富於象征性的鮮明意象，將中國象棋的棋子人格化、生命化、崇高化，表達出一種為抵禦現代科技文明負麵影響、拯救傳統文化而挺身奮爭的豪情和勢不可擋的精神偉力。
很顯然，伍木的詩作表現了成長於現代都市文明進程中的新生代少有的思想深度和較為豐厚的生命內涵。但伍木沒有就此止步。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思考還有待於生活的進一步打磨，而其生命體驗也需要更多曆史文化精神的灌注，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一個有藝術良知的詩人，經過若幹時日的提升，必定觸及思想問題，從而在作品中反映其精神深度。”當然，這裏所說的“提升”並不單單指內容主題方麵的開掘和提煉，同時，也必然地包含詩歌藝術審美方式和創作手法方麵的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目前，盡管詩齡不長的伍木在詩歌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方麵的探索，尚處於一個有待進一步展開的環節，但他的詩作在藝術風格方麵卻已開始顯露出鮮明的個性特色，這一點，最為突出地體現在其詩作的語言風格。伍木的詩歌作品顯示出他駕馭語言的較為高超的才能，其中不僅煥發出一種恣意縱橫、揮灑自如的斐然文采，而且，字裏行間總是沉潛著一份與他這個年齡看似不太吻合的穩健、睿智和純熟。一方麵，為了表述自我內心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多變的感受狀態，伍木非常注重詩歌語言的“陌生化”效果的營造。他有時在日常公共語言的規範之外去尋找一種出人意表的非常規化組合，通過時空錯位，非邏輯性畸聯、空白、省略以及大跨度轉換，恰到好處地強化了詩歌語言的彈性張力，如《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詩句：“詛咒是一種文明的自焚/潑婦是燈/且永遠是蛾/燃燒，快意的手續”，選語奇特，組合巧妙，不同語境中的語詞的大跨度聯接中產生出一種富於彈性的模糊歧義。但另一方麵，伍木又從不一味地去追新逐異，相反，他非常講究從生命與形式的同感共振中去熔鑄詩歌語言特有的語感。這種自由而樸實的陳述所造成的語感雖不見得能把每一個具體的詩句裝飾得五光十色，但卻能在整體上形成一種特有的感覺氣氛，給人以無盡的回味。比如《十滅》中的詩，詩人在用自己的心靈經驗來詮釋十種動物的時候，由於巧妙地用擬人的口吻把自我的情緒感受投射在這些喃喃自語的動物的身上，那些凝練的詩句便由詩人感性經驗的注入而飄逸出幾許淡淡的哀愁和感傷，讀之仿佛置身於一種綿綿不絕濃醉不化的情緒氛圍之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