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愛看外國電影，喜歡吃西餐，會騎自行車，特別是她教會了溥儀吃西餐。開始吃時，婉容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用刀，如何使叉，以及怎樣吃等，後來，溥儀在婉容的影響下，漸漸地迷上西餐了。
1924年11月，溥儀被逐出宮，他帶著婉容、文繡住進了天津張園。按照《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溥儀已“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而婉容也隨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後”身份。
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性格上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終更是導致了文繡提出離婚。
婉容出宮後，精神確實煥發了一陣，她一改宮中的裝束，換上了時裝旗袍和高跟皮鞋，還燙了頭發，再加上她纖柔秀美的音容笑貌，一時成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更使她興奮的是，天津這座繁華的商業城市給她提供了既時髦又風流的消遣方式：看戲、跳舞、溜冰、玩球……對她吸引力最大的則莫過於到各大百貨公司購物，反正有溥儀付錢，她可以無所顧忌地大肆揮霍，以致這種物質刺激後來竟發展成婉容、文繡之間爭寵的手段。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中稱之為“競賽式的購買”，他回憶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後的身份。”當時，寄寓在天津的皇室是靠典當才維持著表麵上奢侈的生活，所以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經濟上就逐漸不支，當然也就難以繼續滿足婉容在物質上的虛榮了。
新的環境並沒有改善婉容與溥儀的關係，他們之間始終未能建立起普通夫婦間的那種恩愛、真摯的感情。一則因為當時溥儀在遺老們的慫恿下正一心想著複辟，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他自己後來才領悟到：“我不懂得什麼叫愛情，在別人的平衡的夫婦，在我，夫婦關係就是主奴關係，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雖然遇有應酬時他也讓婉容出麵，但在溥儀的眼裏，婉容隻不過是一個應景的擺設。無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頹靡，常常整夜不睡，得了神經衰弱症，而且鴉片癮也越來越大了。
1931年秋，淑妃文繡因忍受不了不平等待遇而離家出走，最終與溥儀協議離婚，這就是曾在社會上轟動一時的“皇妃革命”。這件事並沒有使婉容得意太久，長期以來，她的任性、孤傲已經越來越引起溥儀的不滿，這次“皇妃革命”給溥儀帶來的煩惱也就更多地遷怒於婉容了。
同年11月，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騙和策劃下，獨自一人秘密離津，逃往東北。直到兩個月以後，婉容才由天津到大連，再轉至旅順與溥儀團聚。使她失望的是，這時候溥儀已成為聽任日本帝國主義擺布的傀儡，更沒想到她自已也隨之落入了陰謀的陷阱。1932年3月8日，溥儀在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婉容便是“執政”夫人了。
夫妻陌路，紅杏出牆
溥儀上任一個多月後，偽執政府就從長春市政公署搬到了新修建的前吉黑榷運局的房子，這裏的八棟小洋樓是當時長春最好的建築物。溥儀親自為每幢房子命名，婉容和溥儀就住在緝熙樓內，溥儀住樓上西側，婉容住樓上東側。婉容對自己執政夫人的生活充滿了興奮，對前途更是滿心幻想，但是她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起來了，她完全沒有了自由。她一生悲劇的高潮，也就從來到東北開始，漸漸地婉容對執政府的生活失去了興趣，對再次身陷牢籠感到懊悔。
婉容開始留戀起在天津時無拘無束的生活，她決定要尋找逃出去的辦法，徹底地離開這個人間地獄。
1932年5月，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來東北，調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侵略罪行，婉容乘機派人與代表團中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接觸，說她在此生活得很悲慘，一舉一動都要受到監視，要求顧維鈞幫助她從長春逃走。顧維鈞深為感動，但他無能為力，婉容無奈也隻好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