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宋教仁從上海來到武昌，與革命派人士居正、孫武、劉公等製定約法，約法由宋教仁起草，作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具有憲法效力的根本大法，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擬定的第一個帶有憲法性質的重要文件，以法律的形式勾勒出了一個嶄新的共和國的形象。
就在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第二天，漢陽革命黨人也舉行起義，響應武昌的革命黨。擔任漢陽文學社聯絡員的袁金聲過江到武昌，得知武昌起義勝利，馬上回到漢陽，把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告訴了眾人；漢陽的革命黨人深受鼓舞。二十一混成協的步隊四十二標文學社的標代表胡玉珍便決定當晚十時發動起義。他派人到漢口與四十標二營趙承武聯絡，約定共舉義旗，邀請因武昌小朝街機關部破壞後，逃到漢陽的文學社副社長王憲章來指揮漢陽起義。
入夜後，胡玉珍鳴槍為號，前、左兩隊新軍士兵聽到槍聲後立即集合起來，迅速趕到子彈庫奪取了彈藥。清軍管帶汪炳山見勢不妙倉惶逃竄。隊官宋錫全在革命黨人的勸導下同意起義，邱文斌率隊占領龜山，同從龍燈堤趕來的起義隊伍相彙合。邱文斌又拖出三門大炮，一舉擊潰了龜山腳下的輜重營殘餘部隊。
在漢口，起義烽火也被迅速點燃。趙承武首先在居仁門發難，隨後漢陽的革命士兵趕來，兩支隊伍彙合後占領了漢口全城。武漢三鎮相繼光複，都豎起了十八星旗。
武漢三鎮起義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湖北各地。黃州、京山、漢川、宜昌、荊州等地先後宣布脫離清朝統治，舉行起義，並都獲得成功。革命黨人聯絡鄂北秘密會黨，會黨與新黨的結合使襄陽、鄖陽先後反正，響應武昌起義。隨著湖北各地起義的勝利，清王朝在湖北全省的封建統治土崩瓦解，資產階級政權得以鞏固下來。武昌起義之後，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江蘇、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等省紛紛響應，辛亥革命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
袁世凱逼宮
袁世凱複出
武昌起義的成功，引起一些帝國主義的仇視和驚恐，它們開始考慮對武昌起義進行武裝幹涉。英、美、法、德、日等國，在短短的幾天就調集10多艘軍艦在武漢江麵待命，監視革命派的行動。但是帝國主義對中國國內形勢的迅速發展感到吃驚，它們不敢貿然行動，而在所謂“中立”的幌子下積極尋求和扶植新的代理人，以維護它們在華的侵略特權和利益。帝國主義一直對手握北洋軍事集團的袁世凱極為欣賞，袁世凱也成為它們的忠實走狗。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曾接到英國政府的電報：我們對袁世凱已經產生了極好的感情和崇敬。
因此，在北京外交使團的會議上，美國公使嘉樂恒第一個提出促請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的主張，各國公使對此表示一致讚同。
回籍“養屙”的袁世凱，一直在伺機東山再起。他的心腹遍布於北京與北洋陸軍之中，家中設有電報，消息極為靈通。身為內閣協辦大學士的徐世昌是袁世凱的心腹密友，他隨時為袁世凱提供情報，通過他，袁世凱對政局了如指掌。他同北京的外國使館也一直保持著聯係，依仗帝國主義做靠山。因此，帝國主義促請起用袁世凱，並不出人意料。
武昌起義的第四天，在各方麵的壓力下，清攝政王載灃，決定起用袁世凱。八月二十三日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兼辦“剿匪”事宜，除湖北原有軍隊歸他節製調遣外，袁世凱還可以調用其他水陸各援軍。袁世凱嫌職權太小，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出來為清廷收拾局麵，並提出六項出山條件。大要為：
第一，於明年召開國會；第二，組織責任內閣；第三，寬容此次事變之人；第四，解除黨禁；第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製之全權；第六，必須保證充足之軍費。
清政府派往南方鎮壓武昌起義的北洋新軍，接受了袁世凱的指示，隻在信陽、孝感之間徘徊，陸軍大臣蔭昌根本指揮不動。此時，湖南、陝西、江西、山西等省已先後獨立，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舉行兵諫，要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在此情況下，清廷被迫接受袁的5條要求，於九月初六日下諭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擁有指揮一切軍隊的大權，以馮國璋、段祺瑞分統第一、二兩軍，召蔭昌回京。但清廷對袁世凱的第二條要求仍未置可否。這時袁仍在等待時機。九月初九，清廷下諭取消現行內閣章程，對內閣進行改革，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起草憲法，解除黨禁。九月十一日，袁世凱才同意出山，由彰德南下誓師。同日，清廷解散奕內閣。翌日，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
這些信條的頒布，並不能使革命者和廣大人民消除他們對清廷的仇恨心理，也沒有改變清廷的四麵楚歌的處境，但它卻使袁世凱借以取得了組閣全權。
南北和談
袁世凱達到他的目的後，便在彰德遙領聖旨，向北洋軍隊下令，進攻革命軍。攻陷了漢陽後，北洋軍隊又按兵不動。九月下旬，袁世凱進京走馬上任，將清王朝的軍政大權完全控製在自己的手中，並命令北洋軍炮擊武昌，向革命軍施加壓力。黎元洪懼怕北洋軍的炮擊，竟逃離武昌，武昌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於是，袁世凱一麵請朱爾典出麵促成媾和談判，一麵則密令馮國璋攻擊漢陽。十月初一、初二，北洋軍第十一協和第八協由蔡甸、駝羅口兩處渡過漢水，於十月初七攻陷漢陽。次日，馮國璋接到袁世凱的命令停止攻擊。北洋軍進攻漢陽損失慘重，第十一協官兵傷亡507員。第八協前線官兵僅餘1093名。所以，袁世凱不敢作進一步的軍事冒險，轉而求助於“和平”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