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以上分析，葉名琛於十月二十九日複照額爾金、葛羅，拒絕了英、法的要求。
三十日，英法聯軍占領廣州珠江對岸的河南。十一月初九，10天期限已經到了，英、法專使通知葉名琛，他們已經把事務移交給軍事當局。同一天，英法陸海軍司令也照會葉名琛等大吏，限二日內，廣州清軍退出九十裏之外。葉名琛無視這些行動，仍拒絕接受英、法要求。兩日過去了，英法聯軍還沒有行動。葉名琛以為英、法不過是恫嚇而已，再加上葉名琛好扶乩，此時讖語都是吉祥的預告，使其增強了這種認識。廣東著名行商伍崇曜，看到這種情形想要出麵向英、法賄賂以求和，托人向他進言，遭到痛斥。十二日，他上了一道長達七千言的奏折，聲稱“英夷現已求和，計日準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將英方的曆次要求“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計”。鹹豐帝接到此奏折，心中懸慮已久的中英爭端，竟能得到如此圓滿的解決，總算放下心來。諭令中稱：“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他指示葉名琛，“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
鹹豐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葉名琛上奏的次日，英法聯軍以戰艦20餘艘、地麵部隊5700餘人向廣州發起進攻。炮彈落到總督衙署，兵士們又一次一轟而逃，而葉名琛仍然獨自在府內尋拾文件，聲稱“隻有此一陣，過去便無事”。十四日，英法聯軍攻入城內，廣州城陷，葉名琛等大吏仍居城中，並不逃跑躲避。廣東巡撫柏貴請行商伍崇曜等人出麵與英法議和，伍崇曜進見葉名琛，葉仍然堅持不許英國人入城會見。二十日，他還再次重複過25天就沒事了，各士紳說和就可以了，萬萬不可允許英法入城之類的昏話。
二十一日，英法聯軍搜尋廣州各衙署，捕走葉名琛，送上英艦。他仍保持欽差大臣的威儀，準備與英法專使談判，然而額爾金、葛羅根本不見他。第二年，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蘇武”自居，囚死異域。葉名琛的所作所為，當時人們曾譏諷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
《天津條約》的簽訂
鹹豐八年（1858年）正月，英、法、美三國駐上海領事向清政府遞交照會，並重申他們修約的要求，並要求清政府派欽差大臣前往上海談判。二月，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到達上海，當他們得知清政府拒絕在上海談判，並命令他們回廣東談判的消息後，決定北上，直接與清廷交涉。三月初，四國使節先後到達天津海河口外。十一日，四國使節要求清廷六日內派大員前往大沽談判，否則將會采取必要手段。
鹹豐帝此時極不願開戰，認為“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他派直隸總督譚廷襄出麵與各國談判，並命令他盡量瓦解四國的聯合，對俄表示和好，對美設法羈縻，對法進行勸導，對英嚴詞詰問，先孤立英國，然後由俄、美出麵說合。譚廷襄奉旨行事，結果處處失敗。英、法兩國專使或者以照會格式不對的名義，拒絕接受，或者因為譚廷襄沒有“欽差全權”的頭銜，不同他會晤。譚廷襄所能打交道的，隻有以“偽善”麵目出現的美、俄公使。6天過去了，期限也到了，由於額爾金與英海軍司令西馬縻各厘的矛盾，英軍兵力尚未集結，尤其是能在海河內行駛的淺水炮艇不足，英法聯軍推遲了進攻。
此後的交涉中，鹹豐帝對四國的要求一概拒絕，隻同意可酌減關稅，但又不準譚廷襄同四國決裂開戰。這一決策難倒了承辦官員。由於英、法專使始終拒絕會晤，譚廷襄等人隻能求俄、美從中說合，而俄、美又提出了譚廷襄不敢答應、鹹豐帝也不會答應的要求。
譚在交涉中看出俄、美與英、法沆瀣一氣，認為俄、美“外托恭順之名，內挾要求之術”，假借說合之名，“非真能抑其強而為我說合”。於是，在此一籌莫展之際，他提出全國規模的“製敵之策”：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等通商口岸，定期閉關，停止貿易；兩廣總督盡快想法收複廣州，使英、法等國有所顧忌受到威懾；然後由他出麵“開導”，使各國適可而止，及時撤兵。鹹豐帝則認為，“此時海運在途，激之生變”，黃宗漢還沒有到任，柏貴已被挾製，“若虛張聲勢”克複廣州，被英法等國“窺破”，隻能使形勢更加惡劣。因此，他仍讓譚廷襄對四國的要求進行駁斥，並布置了駁斥的理由。而對於譚廷襄自以為大沽軍備完整、不惜一戰的思想，則警告說：“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啟兵端。”這樣，退兵的辦法，僅剩下譚廷襄的兩張嘴皮子。但英、法專使又不見譚廷襄，譚廷襄即便渾身是嘴也無處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