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用不到流血和浪費金錢，英國在福州的貿易就可以永久建立起來了。”郭士立通過這次航行也產生了這樣一種信念：“隻要英國政府不懈努力，中國東北部也是可以向英國開放的。但是不威嚇那個衰弱和可鄙的政府，反倒與他們商議，是達不到目的的。”總之，通過這次間諜航行，英國既下決心要打開中國這個大市場，又摸清了腐朽的清政府的底，這就為英國政府確立對華炮艦政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
英國對華“炮艦政策”
道光十四年（1834年），廣州中英貿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東印度公司也不再壟斷對華貿易，大批“自由商人”加入到對華貿易中來。那時英國國內有兩部分人與對華貿易有直接利害關係：一是鴉片貿易者，二是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等新興城市中與對華貿易有關的工業資本家、航運資本家、進出口商人和銀行家等。向中國推銷製造品和販賣中國絲茶是後者的主要利潤來源，也是他們成為真正近代資產階級的標誌，他們最迫切需要的是向中國推銷英國產品，為英國工業品開辟中國市場。帶著許多幻想，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將美產棉花，經過曼徹斯特加工成衣後，全部穿到中國人的身上，並想著打破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壟斷權之後，英國人的茶葉消費量會增加一倍。可是，令他們想不到的是，英商對華貿易之路並非坦途。由於英國行號從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66家增加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156家，英商把大量的茶絲和其他中國貨運出去，以致貨價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英商的大量出口物品卻降了價。最令英商不高興的是英國棉布出口一直很不穩定，隻有走私到廣州和其他地方的棉布才不會虧本。
早在貿易開放之前，東印度公司就指出，中商開辦的“公行”是中英貿易的最大障礙。
如果英國商人以私人貿易形式進行自由競爭，則更有利於行商對市場的壟斷，中國商品的價格將提得更高，或者是質量變劣，而價格依舊。而英國製造品卻從中得不到任何好處，英國商品不能暢銷於中國。由於隻有廣州作為通商口岸，因而貨物進口時被課以重稅。尤其是北方需要毛棉紡織品的區域，英商想進行貿易，卻一點機會都沒有。所以，英國要進行自由貿易，必須把中國的“行商製”取消，同時，要建立貿易的基礎，即與中國簽訂一項通商條約。然而，這一切都不是中國人所願意做的。
貿易開放後的中英貿易狀況，使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和“自由商人”認為，英國工業品不能進入中國市場，都應歸咎於中國政府隻開一口，並且設製了過分嚴格的要求。他們把對華貿易所遇到的種種矛盾都歸因於清政府的貿易限製政策，認為要想打開中國市場，必須摧毀這種政策。於是，包括鴉片販子在內的各利益集團，紛紛上書籲請英國政府動用武力，把對華貿易的障礙徹底清除掉。於是，這樣就引發了英國炮艦政策的出台。
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一月，64名旅華英商上書英國國王，建議挑選一位合適的人選做全權大使，偕同一支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封鎖中國全部沿海貿易，再逼迫中國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
道光十五年（1835年），從事過間諜航行的胡夏米把自己的偵探“成果”呈送外交大臣巴麥尊，建議道：“我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用武力來換回過去的損失，以保障將來貿易的進行；第二，取消一切政治關係，撤回一切代表。我們采取了許多次不徹底恐嚇行動，因而中國人勢必將在單純談判中拒絕一切讓步，這是毫無疑問的。這就逼我們不得不動武了。”
胡夏米還進一步提出一整套武裝進攻中國的作戰方案：“依我看，恰當的策略加上有力的行動，隻要一支小小的海軍艦隊，就完全可以達到目的。我覺得最好從英國派一個大使來，去和印度艦隊的海軍司令聯合行動。武裝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艦，兩艘巡洋艦，6艘三等軍艦，34艘武裝輪船，並載600人登陸，其中以炮兵為主力，並輔之以必要的陸上活動就足夠了……敵對行動開始時，隻對沿海進行封鎖，在廣州、廈門、上海、天津四個主要港口附近，利用小型艦隊來駐紮……這些行動的結果，肯定會使中國海軍的顏麵掃地，並把數千隻當地商船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中。”鴉片戰爭時，胡夏米的方案被當作英國侵華計劃的藍本。
在與對華貿易有關的各利益集團的共同呼籲下，為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英國政府下定決心要為推進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承擔起責任。它覺得中英關係的格局隻有用大炮和軍艦才能改變，英國決定在地廣人眾的中國為英國資產階級開辟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市場。
馬他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