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年間，時有商欠案發生。嘉慶十四年（1809年）有因萬成行行商沐士芳拖欠番夷貨價24萬餘兩而起的沐士芳案。同年還有會隆行行商鄭崇謙負債近百萬兩和達成行行商倪秉發負債40餘萬兩兩個大案。嘉慶十五年（1810年）有七行案，查出11家行號中7家欠債，欠債共百餘萬兩。對於商欠案，清朝政府的處理辦法一般是以財產變抵，不足之數分年攤還。道光之前，商欠案尚未引起中英雙方太大的爭執和衝突。
私雕假印案
雍正一朝及乾隆即位之初，君明政通，各級官吏很少朋比為奸。乾隆晚期，國家經曆長期的太平盛世，官員日益腐化，吏製也跟著敗壞下去。和珅專權更使政局變得暗無天日。
嘉慶皇帝即位後，希望以誅戮和珅來整肅吏製。但這時國家已經無可挽回地頹敗下去了。
清朝從順治年間起，地方官自知縣知府到督撫藩臬，往往招聘一些稱為“幕賓”的文人幫著出謀劃策，這些幕賓有的由學者名流擔任，有的由退休失意官吏或親朋好友充任。
他們替官僚們執掌刑名錢穀，批簽文件。乾隆中葉以後，官僚們貪圖安逸之風大熾，行政權力漸漸暗中轉移到幕賓之類的人物手中，時人評論：“今日吏治，但三種人為之。三種人者：幕賓、長隨、書吏是也!”這些人依恃官僚們的寵信，暗中操作，上下其手，特別是利用“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斜進，諸大員不複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請幕友代畫者”，於是這些貪胥奸吏得以為非作歹，接連不斷的發生鑄假印、寫假名、私征錢糧、冒領國帑之事。
嘉慶十一年（1807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向嘉慶皇帝奏報，發現了一起司書即書吏私雕假印、勾結幕賓串通舞弊的案子。這一年，慶格發現司庫曆年出入銀數錯亂不清，疑點甚多，便將司書召來進行盤問，司書狡黠支吾，破綻頻出，遂即提取糧冊檔案，仔細審查，終於查出曆年地糧耗羨以及雜稅銀兩，虛收款項非常普遍。爾後，他又把各州縣奉到司發批收，一一核查，發現有將司發庫收小數改大數、將領款抵解錢糧又蒙混給發、串通銀匠給與假印批收等舞弊情狀，共虛收近20個州縣地糧正耗雜稅等銀28萬餘兩。
慶格見此案事關重大，立刻派人將承辦司書王麗南等人逮捕起來。嘉慶皇帝得到慶格的奏報，遂命協辦大學士費淳、尚書長麟對王麗南等進行審訊。同年九月，審訊得出了結果，查明自嘉慶元年起至本年止，地丁羨耗雜款項下，俱有虛收虛抵重領冒支等，計有二十四州縣，共侵盜銀31萬多兩。其內竟有與州縣講明，每虛收重抵冒支銀一萬兩，司書及說事人便分得使費銀二三千兩不等。除此之外，尚有幕友長隨知情分贓、州縣借領應解
之款賄書吏將案卷銷毀，或誆印庫收挖改數字等情況。
嘉慶皇帝得知此案詳情，大為憤慨，認為司書敢於私雕藩司及庫官印信，串通舞弊，實屬膽大妄為，古今未聞，下令處死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鈺、徐承動等20餘人，家產充公。對失察的督撫藩司，如顏檢、胡季堂、梁肯堂、陳大文、熊枚、瞻柱、鄭製錦、同興等人，按照其各自任內虛收數目分別予以治罪。
在外省類似於這樣的案子，也時有發生，就在王麗南一案塵埃甫落之時，在湖北又揭發出武昌五曇節年解司地丁正耗銀兩，亦有任意侵欺、私自洗改庫收照票之事。即使在中央各部，此類事也風影偶現。
嘉慶十四年（1809年），工部書吏王書常等通過私造假印的手段冒領庫銀，或於歲修工程，捏造大員姓名，向內府戶部重複支領；或移谘戶部，經戶部憑文辦劄，交領三庫銀兩物料，這種舞弊行為居然反複發生了14次，涉及上萬兩款項。按清朝定例，河吏支領庫銀，必須先經過司空鑒押，然後通知戶部，最後還須度支大員再次核查，一番手續之後，才能發帑。但類似王書常等書吏人員，常常趁那些度支大員談笑會飲時貪贓舞弊，這種時候呈送簽文，度支大員根本顧不上詳細審閱，隨手便簽字通過，因此被書吏等從中鑽了空子。王書常一案後來由於一個工頭首告，才東窗事發。王書常處以死刑，戶部尚書侍郎祿康、德瑛、戴衢亨、趙秉衝、劉鐶之，工部尚書侍郎英和、常福、和世泰、費淳、萬承風、曹振鏞、成書、蔣予蒲等均不同程度地被降職或罷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