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聖諭威嚴，同僚奏章又來勢逼人，古州之變再生的警告，更容易讓人心生膽怯，但張廣泗仍堅持己見，於乾隆三年（1738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議奏，詳言安設軍屯是“實有必應如此辦理之勢”，並具體對鄂彌達提出的論據進行了辯駁，澄清了疑問。他強調指出，用來安設屯軍之田，是“逆苗內之絕戶田產”，其人戶未絕者，田地仍歸己有，並未沒收入官開設屯田。屯軍必須自耕，不準請人或雇傭佃戶耕種。苗疆未墾之地甚多，即使以後“苗民生齒日繁，亦不至無以資生”。所設屯田，凡與苗田相鄰者，皆已標明界址，防止屯軍越界侵占苗地，並擬定章程，不許官兵欺壓苗民。乾隆帝看後，最終決定設屯，批示說：“既經卿詳悉敷陳，知道了”。至於何處安設屯軍，何處仍係苗田，繪圖進呈，“朕將覽焉”。張廣泗隨即具體規劃，奏準增設官兵，安設屯堡，嚴格稽察屯軍，違規者依法嚴處，嚴禁典賣屯田，規定屯糧數額，上田一畝納米一鬥，中田八升，下田六升，每鬥加鼠耗三合，屯軍按期操練，各方麵的問題，籌劃十分詳細具體，確屬完全可行，苗疆安設屯軍之事，終於順利辦成。
乾隆帝又於十二月十六日下諭，下令慎重挑苗疆守令，責令今後委任廉靜樸質的官吏，要他們視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撫恤”，“使之各長其妻孥，安其田裏，俯仰優遊，一無擾累”，這樣，苗民也就安分守法了。
乾隆帝的以上幾種措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盡管偶爾還發生一些小爭執和小規模的武力事件，但從此貴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來了，正如魏源在《聖武記》卷七中所說，“自是南夷遂不反”。這對貴州特別是苗疆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僅以軍屯而論，乾隆四年（173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貴州古州鎮總兵韓勳奏稱：過去“新疆地方”，小麥、高粱、小米、黃豆、脂（芝）麻、菽麥等種，從來沒有種植生產過，自安設屯軍以後，地方文武官吏大力推廣，勸種雜糧，今年獲得了一定的產量。無論是軍屯還是苗民的田地，早晚稻都獲得了豐收。現正督令屯軍於堡內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蠟等樹。苗疆過去沒有市場，“近年興立場市，各寨苗民、商販按期交易稱便”。韓勳講述的這些有關軍、苗安居樂業的事例，是具有很強說服力的。
四大貪案
大張旗鼓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在這僅僅一個月內，發現了四樁貪汙案件，當事者全部受到乾隆帝的嚴厲懲罰，兩員大臣被勒令自殺，另外兩位官員被判處絞刑，監候待決。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初七，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向乾隆皇帝呈送了彈劾山西布政史薩哈諒的奏疏。喀爾吉善疏稱：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況錢糧，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嚇詐司書，縱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贓不法，給領飯食銀兩，恣意克扣，請旨革職”。乾隆帝馬上批示：薩哈諒著革職，其他各項條款，及本內有名人犯，該撫一並嚴審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學政喀爾欽的奏疏又來了。喀爾吉善奏稱：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批示：喀爾欽著革職，“其敗檢淫逸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著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擬具奏。
乾隆帝看過這兩份奏章後，心裏非常氣憤，於三月初八下諭痛斥這兩員貪官。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強調了四個方麵的問題。第一，官員不該貪汙。乾隆帝並沒有籠統地、抽象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而是采取了直截了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說他對群臣一直都是“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這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賞賜，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立養廉銀製度起，到乾隆下達此諭時，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四千兩白銀，約可購米四千石，如果按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千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高達八千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還可以年年購買田地，添置田產，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這四千兩、八千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搜括民財，這些貪官真是有負聖上，愧對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