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玄燁自幼勤奮好學，文韜武略樣樣精通，在清除鼇拜，撤除三藩，統一台灣，平定準噶爾叛亂等一係列軍事行動中或禦駕親征，或決勝千裏，充分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他慎選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等，又反映了康熙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雍正帝胤禛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會經濟出現停滯的形勢下登上曆史舞台的。複雜的社會矛盾，為雍正提供了施展抱負和才幹的機會。
他有步驟地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高瞻遠矚，又惟日孜孜，勵精圖治，在13年的統治生涯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為後代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紮實雄厚的基礎。他的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遜色。盡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統治嚴酷，但比起他的業績來，畢竟是次要的。
乾隆帝弘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務實足國，重視農桑，在停止捐納，平定叛亂，網羅人才，訪求書籍等一係列治國舉措中，充分體現了他的政治才能與文治武功。乾隆帝精於騎射，向慕風雅，筆墨留於大江南北，還是一個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宮書畫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收書宏富，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3倍，成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彙。但乾隆為人重奢靡，晚年時國庫財用耗竭，並重用貪官和珅，以至農民起義在其晚年層出不窮，清王朝從強盛走向衰敗。
三帝治國風格不同，康熙寬大，雍正嚴酷，乾隆寬嚴並用，但都能適應他們統治時期的實際情況。三帝統治期間，先後通過剪除保守勢力鼇拜，設置南書房、軍機處，建立密折製度等措施，把皇權推向頂峰。三帝重視邊疆的經營，實行恩威並施，因地製宜的政策。
三藩平定、台灣統一、噶爾丹和羅卜藏丹津叛亂的鎮壓、回部統一、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這些措施促進了邊疆的穩定、王朝的安寧和版圖的擴大（相對於明朝而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息叛亂，天山南北兩路皆平，清朝疆域空前③，形成統一鞏固的多民族的幅員遼闊的封建帝國。三帝重視治理黃河、海塘，獎勵開荒，實行地丁合一政策，蠲免錢糧，減輕百姓負擔，改革財政，推廣作物，使農業生產獲得較大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也都興旺起來，財政狀況不斷好轉，人口也增加很快。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800餘萬兩，乾隆四十二年增至81824044兩④。文化事業大興，文學、哲學、書畫藝術和圖書業曆代很少能與之比美。從清除鼇拜的康熙八年到乾隆三十九年是清朝最輝煌的時期，被譽為“康乾盛世”⑤。由於國家漸強，從崇德二年到乾隆末年，周邊10多個國家俯首稱臣，先後成為清朝的藩屬。
然而三帝也有一些錯誤做法。首先他們在思想上實行專製，推崇儒家理學，大興文字獄，壓製有反清思想的知識分子，迫使知識分子鑽進故紙堆，脫離現實，抑製了社會的發展。三帝統治期間尤其是乾隆朝，由於實行束縛自己的閉關自守政策，妨礙了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的發展，妨礙了對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吸收。乾隆帝晚年生活奢侈，官吏管理不嚴。雍正年間，盡管取消“耗羨”，實行養廉銀製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薪俸過低的問題，有利於廉政建設，但始終沒能刹住順治以來就存在的貪汙現象，反而愈演愈烈，出了像和珅那樣在整個封建社會都少見的大貪官。吏治敗壞，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⑥。乾隆朝多次征伐，耗費繁巨，導致乾隆末年國庫存銀驟減，農村經濟轉衰，經製兵八旗和綠營的戰鬥力也大大喪失。階級矛盾加劇，乾隆朝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王倫起義，四十六、四十八年甘肅蘇十四和田五領導的起義，五十一年台灣林爽文起義，六十年湖南、貴州、四川苗族起義。
仁宗嘉慶帝與宣宗道光帝兩朝共55年。嘉道年間，官吏貪汙，吏治日益敗壞；自然災害頻仍，人口激增，土地兼並，教派、會黨眾多，社會矛盾尖銳。清朝頹勢形成，其標誌是頻繁的農民起義。陳旭麓先生說：“從白蓮教起義這一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這四十四年，《東華錄》所記起義共九十三次。這些起義標誌著清朝的封建統治已由盛變衰。”⑦嘉慶帝是一位勤政圖治的守成之君，他親政後采取的一係列政策措施，對於改變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清代中衰之勢。對一大批“屍祿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