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樓上，我們所受的教育，所吸取的知識，許多確非負責我們教育的大人們所能想象得到的。隨便說吧，最主要的就有自鳴鍾的機輪的動作，世界地圖，油畫的外國軍隊軍艦，和照像技術的種種，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吉公這個人，他的生平，他的樣子，脾氣，他自己對於這些新知識的興趣。
吉公已是中年人了，但是對於種種新鮮事情的好奇，卻還活像個孩子。在許多人跟前，他被認為是個不讀書不上進的落魄者，所以在舉動上，在人前時，他便習慣於慚愧，謙卑，退讓，拘束的神情，惟獨回到他自己的舊樓上，他才恢複過來他種種生成的性格，與孩子們和藹天真地接觸。
在樓上他常快樂地發笑；有時為著玩弄小機器一類的東西，他還會帶著嘲笑似的，罵我們遲笨——在人前，這些便是絕不可能的事。用句現在極普通的語言講，吉公是個有“科學的興趣”的人，那個小小樓屋，便是他私人的實驗室。但在當時，吉公隻是一個不喜歡做對子讀經書的落魄者，那小小角隅實是祖母用著布施式的仁慈和友愛的含忍，讓出來給他消磨無用的日月的。
夏天裏，約略在下午兩點的時候。那大小幾十口複雜的家庭裏，各人都能將他一份事情打發開來，騰出一點時光睡午覺。小孩們有的也被他們母親或看媽抓去橫睡在又熱又悶氣的床頭一角裏去。在這個時候，火似的太陽總顯得十分寂寞，無意義地罩著一個兩個空院；一處兩處洗曬的衣裳；剛開過飯的廚房；或無人用的水缸。在清靜中，喜鵲大膽地屯列地麵上，像人似的來回走路，尋覓零食，花貓黃狗全都蜷成一團，在門檻旁把頭睡扁了似的不管事。
我喜歡這個時候，這種寂寞對於我有說不出的滋味。飯吃過，隨便在哪個蔭涼處待著，用不著同伴，我就可以尋出許多消遣來。起初我常常一人走進吉公的小跨院裏去，並不為的找吉公，隻站在門洞裏吹穿堂風，或看那棵大柚子樹的樹蔭罩在我前麵來回地搖晃。有一次我滿以為周圍隻剩我一人的，忽然我發現廊下有個長長的人影，不覺一驚。順著人影偷著看去，我才知道是吉公一個人在那裏忙著一件東西。他看我走來便向我招手。
原來這時間也是吉公最寶貴的時候，不輕易拿來糟蹋在午睡上麵。我同他的特殊的友誼便也建築在這點點同情上。他告我他私自學會了照相，家裏新買到一架照相機已交給他嚐試。夜裏，我是看見過的，他點盞紅燈，衝洗那種舊式玻璃底片，白日裏他一張一張耐性地曬片子，這還是第一次讓我遇到！那時他好脾氣地指點給我一個人看，且請我幫忙，兩次帶我上樓取東西。平常孩子們太多他沒有工夫講解的道理，此刻慢吞吞地也都和我講了一些。
吉公樓上的屋子是我們從來看不厭的，裏麵東西實在是不少，老式鍾表就有好幾個，都是親戚們托他修理的，有的是解散開來臥在一個盤子裏，等他一件一件再細心地湊在一起。桌上竟還放著一副千裏鏡，牆上滿掛著許多很古怪翻印的油畫，有的是些外國皇族，最多還是有槍炮的普法戰爭的圖畫，和一些火車輪船的影片以及大小地圖。
“吉公，誰教你怎麼修理鍾的？”
吉公笑了笑，一點不驕傲，卻顯得更謙虛的樣子，努一下嘴，歎口氣說：“誰也沒有教過吉公什麼！”
“這些機器也都是人造出來的，你知道！”他指著自鳴鍾，“誰要喜歡這些東西盡可拆開來看看，把它弄明白了。”
“要是拆開了還不大明白呢？”我問他。
他更沉思地歎息了。
“你知道，吉公想大概外國有很多工廠教習所，教人做這種靈巧的機器，憑一個人的聰明一定不會做得這樣好。”說話時吉公帶著無限的悵惘。我卻沒有聽懂什麼工廠什麼教習所的話。
吉公又說：“我那天到城裏去看一個洋貨鋪裏麵有個修理鍾表的櫃台，你說也真奇怪，那個人在那裏弄個鍾，許多地方還沒有吉公明白呢！”
在這個時候，我以為吉公盡可以驕傲了，但是吉公的臉上此刻看去卻更慘淡，眼睛正望著壁上火輪船的油畫看。
“這些鍾表實在還不算有意思。”他說，“吉公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輪船，那種大機器轉動起來夠多有趣？”
“偉叔不是坐著那麼一個上東洋去了麼？”我說，“你等他回來問問他。”
吉公苦笑了：“傻孩子，偉叔是讀書人，他是出洋留學的，坐到一個火輪船上，也不到機器房裏去的，那裏都是粗的工人火夫等管著。”
“那你呢？難道你就能跑到粗人火夫的機器房裏去？”孩子們受了大人影響，懷疑到吉公的自尊心。
“吉公喜歡去學習，吉公不在乎那些個，”他笑了，看看我為他十分著急的樣子，忙把話轉變一點安慰我說：“在外國，能幹的人也有專管機器的，好比船上的船長吧，他就也得懂機器還懂地理。軍官吧，他就懂炮車裏機器，盡念古書不相幹的，洋人比我們能幹，就為他們的機器……”
這次吉公講的話很多，我都聽不懂，但是我怕他發現我太小不明白他的話，以後不再要我幫忙，故此一直勉強聽下去，直到吉公記起廊下的相片，跳起來拉了我下樓。
又過了一些日子，吉公的照相頗博得一家人的稱讚，尤其是女人們喜歡的了不得。天好的時候，六嬸娘找了幾位妯娌，請祖母和姑媽們去她院裏照相。六嬸娘梳著油光的頭，眉目細細地淡淡地畫在她的白皙臉上，就同她自己畫的蘭花一樣有幾分勉強。她的院裏有幾棵梅花，幾竿竹，一個月門，還有一堆假山，大家都認為可以入畫的景致。但照相前，各人對於陳設的準備，也和吉公對於照相機底片等等的部署一般繁重。嬸娘指揮丫頭玉珍，花匠老王，忙著擺茶幾，安放細致的水煙袋及茶杯。前麵還要排著講究的盆花，然後兩旁列著幾張直背椅各人按著輩份、歲數各各坐成一個姿勢，有時還拉著一兩個孩子做襯托。
在這種時候，吉公的頭與手在他黑布與機器之間耐煩地周旋著。周旋到相當時間，他認為已到達較完滿的程度，才把頭伸出觀望那被攝影的人眾。每次他有個新穎的提議，照相的人們也就有說有笑的起勁。這樣祖母便很驕傲起來，這是連孩子們都覺察得出的，雖然我們當時並未了解她的許多傷心。吉公呢，他的全副精神卻在那照相技術上邊，周圍的空氣，人情並不在他注意中。等到照相完了，他才微微地感到一種完成的暢適，興頭地掮著照相機，帶著一群孩子回去。
還有比這個嚴重的時候，如同年節或是老人們的生日，或宴客，吉公的照相職務便更為重要了。早上你到吉公屋裏去，便看得到厚厚的紅布黑布掛在窗上，裏麵點著小紅燈，吉公駝著背在黑暗中來往的工作。他那種興趣，勤勞和認真，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如果他晚生了三十年，這個社會裏必定會有他一個結實的地位的。照相不過是他當時一個不得已的科學上活動，他對於其它機器的愛好，卻並不在照相以下。不過在實際上照相既有所貢獻於接濟他生活的人，他也隻好安於這份工作了。
另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我那喜歡兵器、武藝的祖父，拿了許多所謂“洋槍”到吉公那裏，請他給揩擦上油。兩人坐在廊下談天，小孩子們也圍上去。吉公開一瓶橄欖油，扯點破布，來回地把玩那些我們認為頗神秘的洋槍，一邊議論著洋船，洋炮，及其他洋人做的事。
吉公所懂得的均是具體知識，他把槍支在手裏，開開這裏，動動那裏，演講一般指手畫腳講到機器的巧妙，由槍到炮，由炮到船，由船到火車，一件一件。祖父感到驚訝了，這已經相信維新的老人聽到吉公這許多話，相當地敬服起來，微笑凝神地在那裏點頭領教。大點的孩子也都聞所未聞地睜大了眼睛；我最深的印象便是那次是祖父對吉公非常愉悅的臉色。
祖父談到航海，說起他年輕的時候，極想到外國去，聽到某處招生學洋文，保送到外洋去，便設法想去投考。但是那時他已聘了祖母，丈人方麵得到消息大大的不高興，竟以要求退婚要挾他把那不高尚的誌趣打消。吉公聽了，黯淡的一笑，或者是想到了他自己年少時多少的夢，也曾被這同一個讀書人給毀掉了。
他們講到蘇彝伊運河，吉公便高興地，同情地，把樓上地圖拿下來，由地理講到曆史，甲午呀，庚子呀，我都是在那時第一次聽到。我更記得平常不說話的吉公當日憤慨的議論，我為他不止一點的驕傲，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他的結論總回到機器上。
但是一年後吉公離開我們家，卻並不為著機器，而是出我們意料外地為著一個女人。
也許是因為吉公的照像相當地出了名，並且時常地出去照附近名勝風景，讓一些人知道了，就常有人來請他去照像。為著對於技術的興趣，他亦必定到人家去盡義務的為人照全家樂，或帶著朝珠譜褂的單人留影。酬報則時常是些食品、果子。
有一次有人請他去，照相的卻是一位未曾出閣的姑娘，這位姑娘因在擇婿上稍稍經過點周折，故此她家裏對於她的親事常懷著悲觀。與吉公認識的是她堂房哥哥，照相的事是否這位哥哥故意地設施，家裏人後來議論得非常熱烈，我們也始終不得明了。要緊地是，事實上吉公對於這姑娘一家甚有好感，為著這姑娘的相片也頗盡了些職務；我不記得他是否在相片上設色，至少那姑娘的口唇上是抹了一小點胭脂的。
這事傳到祖母耳裏，這位相信家教謹嚴的女人便不大樂意。起前，她覺得一個未出閣的女子，相片交給一個沒有家室的男子手裏印洗，是不名譽不正當的。並且這女子既不是和我們同一省份，便是屬於“外江”人家的，事情尤其要謹慎。在這糾紛中，我才又得聽到關於吉公的一段人生悲劇。多少年前他是曾經娶過妻室的，一位年輕美貌的妻子，並且也生過一個孩子，卻在極短的時間內，母子兩人全都死去。這事除卻在吉公一人的心裏，這兩人的存在幾乎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點憑據。
現在這照相的姑娘是吉公生命裏的一個新轉變，在他單調的日月裏開出一條路來。不止在人情上吉公也和他人一樣需要異性的關心和安慰，就是在事業的野心上，這姑娘的家人也給吉公以不少的鼓勵，至少到上海去看火輪船的夢是有了相當的擔保，本來悠長沒有著落的日子，現在是驟然地點上希望，雖然在人前吉公仍是沉默，到了小院裏他卻開始愉快地散步；注意到柚子樹又開了花；晚上有沒有月亮；還買了幾條金魚養到缸裏。在樓上他也哼哼一點調子，把風景照片鑲成好看的框子，零整地拿出去托人代售。有時他還整理舊箱子；多少年他沒有心緒翻檢的破舊東西，現在有時也拿出來放在床上、椅背上，盡小孩子們好奇地問長問短，他也滿不在乎了。
忽然突兀地他把婚事決定了，也不得我祖母的同意，便把吉期選好，預備去入贅。祖母生氣到默不做聲，隻退到女人家的眼淚裏去，嗚咽她對於這弟弟的一切失望。家裏人看到舅爺很不體麵地，到外省人家去入贅，帶著一點箱籠什物，自然也有許多與祖母表同情的。但吉公則終於離開那所浪漫的樓屋，去另找他的生活了。
那布著柚子樹蔭的小跨院漸漸成為一個更寂寞的角隅，那道吱吱呀呀的木梯從此便沒有人上下，除卻小孩子們有時淘氣，上到一半又趕忙下來。現在想來，我不能不稱讚吉公當時那一點掙紮的活力，能不甘於一種平淡的現狀。那小樓隻能塵封吉公過去不幸的影子，卻不能把他給活埋在裏邊。
吉公的行為既是叛離親族，在舊家庭裏許多人就不能容忍這種的不自尊。他婚後的行動，除了帶著新娘來拜過祖母外，其它事情便不聽到有人提起！似乎過了不久的時候，他也就到上海去，多少且與火輪船有關係。有一次我曾大膽地問過祖父，他似乎對於吉公是否在火輪船做事沒有多大興趣，完全忘掉他們一次很融洽的談話。在祖母生前，吉公也還有來信，但到她死後，就完全地渺然消失，不通音迅了。
兩年前我南下，回到幼年居住的城裏去，無意中遇到一位遠親，他告訴我吉公住在城中，境況非常富裕；子女四人，在各個學校裏讀書，對於科學都非常嗜好，尤其是內中一個，特別聰明，屢得學校獎金等等。於是我也老聲老氣地發出人事的感慨。如吉公自己生早了三、四十年，我說，我希望他這個兒子所生的時代與環境合適於他的聰明，能給他以發展的機會不再複演他老子的悲劇。並且在生命的道上，我祝他早遇到同情的鼓勵，敏捷地達到他可能的成功。這得失且並不僅是吉公個人的，而可以計算做我們這老朽的國家的。
至於我會見到那六十歲的吉公，聽到他離開我們家以後一段奮鬥的曆史，這裏實沒有細講的必要，因為那中年以後不經過訓練，自己琢磨出來的機器師，他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縱使他有相當天賦的聰明，他亦不能與太不適當的環境搏鬥。由於愛好機器，他到輪船上做事，到碼頭公司裏任職，更進而獨立的創辦他的小規模絲織廠，這些全同他的照相一樣，僅成個實際上能博取物質勝利的小事業，對於他精神上超物質的興趣，已不能有所補助，有所啟發。年老了，當時的聰明一天天消失，所餘僅是一片和藹的平庸和空虛。認真地說，他仍是個失敗者。如果迷信點的話，相信上天或許要償補給吉公他一生的委屈，這下文的故事，就應該在他那個聰明孩子和我們這個時代上。但是我則仍然十分懷疑。
三、文珍
家裏在複雜情形下搬到另一個城市去，自己是多出來的一件行李。大約七歲，似乎已長大了，篁姊同家裏商量接我到她處住半年，我便被送過去了。
起初一切都是那麼模糊，重疊的一堆新印象亂在一處；老大的舊房子，不知有多少老老少少的人，樓，樓上憧憧的人影，嘈雜陌生的聲音，假山，繞著假山的水池，很講究的大盆子花，菜圃，大石井，紅紅綠綠小孩子，穿著很好看或粗糙的許多婦人圍著四方桌打牌的，在空屋裏養蠶的，曬幹菜的，生活全是那麼混亂繁複和新奇。自己卻總是孤單，怯生，寂寞。積漸地在紛亂的周遭中，居然掙紮出一點頭緒，認到一個凝固的中心，在寂寞焦心或怯生時便設法尋求這中心，抓緊它，旋繞著它要求一個孩子所迫切需要的保護，溫暖，和慰安。
這凝固的中心便是一個約摸十七歲年齡的女孩子。她有個苗條身材，一根很黑的發辮，紮著大紅絨繩；兩隻靈活真叫人喜歡黑晶似的眼珠；和一雙白皙輕柔無所不會的手。她叫做文珍。人人都喊她文珍，不管是梳著油光頭的婦女，扶著拐杖的老太太，剛會走路的“孫少”，老媽子或門房裏人！
文珍隨著喊她的聲音轉，一會兒在樓上牌桌前張羅，一會兒下樓穿過廊子不見了，又一會兒是哪個孩子在後池釣魚，喊她去尋釣竿，或是另一個迫她到園角攀摘隔牆的還不熟透的桑椹。一天之中這紮著紅絨繩的發辮到處可以看到，跟著便是那靈活的眼珠。本能的，我知道我尋著我所需要的中心，和駱駝在沙漠中望見綠洲一樣。清早上寂寞地踱出院子，一邊望著銀紅陽光射在藤蘿葉上，一邊卻盼望著那紮著紅絨繩的辮子快點出現。湊巧她過來了；花布衫熨得平平的，就有補的地方，也總是剪成如意或桃子等好玩的式樣，雪白的襪子，青布的鞋，輕快地走著路，手裏持著一些老太太早上需要的東西，開水，臉盆或是水煙袋，看著我，她就和藹親切地笑笑：
“怎麼不去吃稀飯？”
難為情地，我低下頭。
“好吧，我帶你去。盡怕生不行的呀！”
感激的我跟著她走。到了正廳後麵，（兩張八仙桌上已有許多人在吃早飯）她把東西放在一旁，攜著我的手到了中間桌邊，順便地喊聲：“五少奶，起得真早，”等五少奶轉過身來，便更柔聲地說：“小客人還在怕生呢，一個人在外邊吹著，也不進來吃稀飯！”於是把我放在五少奶旁邊方凳上，她自去大鍋裏盛碗稀飯，從桌心碟子裏挾出一把油炸花生，揀了一角有紅心的鹽雞蛋放在我麵前，笑了一笑走去幾步，又回頭來，到我耳朵邊輕輕地說：
“好好地吃，吃完了，找阿元玩去，他們早上都在後池邊看花匠做事，你也去。”或是：“到老太太後廊子找我，你看不看怎樣挾燕窩？”
紅絨發辮暫時便消失了。
太陽熱起來，有天我在水亭子裏睡著了，睜開眼正是文珍過來把我拉起來，“不能睡，不能睡，這裏又是日頭又是風的，快給我進去喝點熱茶。”害怕的我跟著她去到小廚房，看著她拿開水衝茶，聽她嘴裏哼哼地唱著小調。篁姊走過看到我們便喊：“文珍，天這麼熱你把她帶到小廚房裏做什麼？”我當時真怕文珍生氣，文珍卻笑嘻嘻地：“三少奶奶，你這位妹妹真怕生，總是一個人悶著，今天又在水亭裏睡著了，你給她想想法子解解悶，這裏怪難為她的。”
篁姊看看我說：“怎麼不找那些孩子玩去？”我沒有答應出來，文珍在篁姊背後已對我擠了擠眼，我感激地便不響了。篁姊走去，文珍拉了我的手說：“不要緊，不找那些孩子玩時就來找我好了，我替你想想法子。你喜歡不喜歡拆舊衣衫？我給你一把小剪子，我教你。”
於是麵對麵我們兩人有時便坐在樹蔭下拆舊衣，我不會時她就叫我幫助她拉著布，她一個人剪，一邊還同我講故事。
指著大石井，她說：“文環比我大兩歲長得頂好看了，好看的人沒有好命，更可憐！我的命也不好，可是我長得老實樣，沒有什麼人來欺侮我。”文環是跳井死的丫頭，這事發生在我未來這家以前，我就知道孩子們到了晚上，便互相逗著說文環的鬼常常在井邊來去。
“文環的鬼真來麼？”我問文珍。
“這事你得問芳少爺去。”
我怔住不懂，文珍笑了，“小孩子還信鬼麼？我告訴你，文環的死都是芳少爺不好，要是有鬼她還不來找他算賬，我看，就沒有鬼，文環白死了！”我仍然沒有懂，文珍也不再往下講了，自己好像不勝感慨的樣子。
過一會兒她忽然說：
“芳少爺講書倒講得頂好了，我替你出個主意，等他們早上講詩的時候，你也去聽。背詩挺有意思的，明天我帶你去聽。”
到了第二天她果然便帶了我到東書房去聽講詩。八九個孩子看到文珍進來，都看著芳哥的臉。文珍滿不在乎地坐下，芳哥臉上卻有點兩樣，故作鎮定地向著我說：
“小的孩子，要聽可不準鬧。”我望望文珍，文珍抿緊了嘴不響，打開一個布包，把兩本唐詩放在我麵前，輕輕地說：“我把書都給你帶來了。”
芳哥選了一些詩，叫大的背誦，又叫小的跟著念；又講李太白怎樣會喝酒的故事。文珍看我已經很高興地在聽下去，自己便輕腳輕手地走出去了。此後每天我學了一兩首新詩，到晚上就去找文珍背給她聽，背錯了她必提示我，每背出一首她還替我抄在一個本子裏——如此文珍便做了我的老師。
五月節中文珍裹的粽子好，做的香袋更是特別出色，許多人便托她做，有的送她緞麵鞋料，有的給她舊布衣衫，她都一臉笑高興地接收了。有一天在她屋子裏玩，我看到她桌子上有個古怪的紙包；我問她裏邊是些什麼，她也很稀奇地說連她都不知道。我們兩人好奇地便一同打開看。原來裏邊裹著是一把精致的折扇，上麵畫著兩三朵菊花，旁邊細細地寫著兩行詩。
“這可怪了，”她喊了起來，接著眼珠子一轉，仿佛想起什麼了，便輕聲地罵著，“鬼送來的！”
聽到鬼，我便聯想到文環，忽然恍然，有點明白這是誰送來的！我問她可是芳哥？她望著我看看，輕輕拍了我一下，好脾氣地說：“你這小孩子家好懂事，可是，”她轉了一個口吻，“小孩子家太懂事了，不好的。”過了一會，看我好像很難過，又笑逗著我：“好嬌氣，一句話都吃不下去！輕輕說你一句就值得撅著嘴這半天！以後怎做人家兒媳婦？”我羞紅了臉便和她鬧，半懂不懂地大聲念扇子上的詩。這下她可真急了，把扇子奪在手裏說：“你看我稀罕不稀罕爺們的東西！死了一個丫頭還不夠呀？”一邊說一邊狠狠地把扇子撕個粉碎，伏在床上哭起來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文珍會哭的，這一來我慌了手腳，爬到她背上搖她，一直到自己也哭了，她才回過頭來說，“好小姐，這是怎麼鬧的，快別這樣了。”替我擦幹了眼淚，又哄了我半天。一共做了兩個香包才把我送走。
在夏天有一個薄暮裏大家都出來到池邊乘涼看荷花，小孩子忙著在後園裏捉螢火蟲，我把文珍也拉去繞著假山竹林子走，一直到了那扇永遠鎖閉著的小門前邊。阿元說那邊住的一個人家是革命黨，我們都問革命黨是什麼樣子。要爬在假山上麵往那邊看。文珍第一個上去，阿元接著把我推上去。等到我的腳自己能立穩的時候，我才看到隔壁院裏一個剪發的年輕人，仰著頭望著我們笑。文珍急著要下來，阿元卻正擋住她的去路。阿元上到山頂冒冒失失地便向著那人問：“喂，喂，我問你，你是不是革命黨呀？”那人皺一皺眉又笑了笑，問阿元敢不敢下去玩，文珍生氣了說阿元太頑皮，自己便先下去把我也接下去走了。
過了些時，我發現這革命黨鄰居已同阿元成了至交，時常請阿元由牆上過去玩，他自己也越牆過來同孩子們玩過一兩次。他是個東洋留學生，放暑假回家的，很自然地我注意到他注意文珍，可是一切事在我當時都是一片模糊，莫明其所以的。文珍一天事又那麼多，有時被孩子們糾纏不過，總躲了起來在樓上挑花做鞋去，輕易不見她到花園裏來玩的。
可是忽然間全家裏空氣突然緊張，大點的孩子被二少奶老太太傳去問話；我自己也被篁姊詢問過兩次關於小孩子們爬假山結交革命黨的事，但是每次我都咬定了不肯說有文珍在一起。在那種大家庭裏廝混了那麼久，我也積漸明白做丫頭是怎樣與我們不同，雖然我卻始終沒有看到文珍被打過。
經過這次事件以後，文珍漸漸變成沉默，沒有先前活潑了。多半時候都在正廳耳房一帶，老太太的房裏或是南樓上，看少奶奶們打牌。僅在篁姊生孩子時，晚上過來陪我剪花樣玩，幫我寫兩封家信。看她樣子好像很不高興。
中秋前幾天阿元過來，報告我說家裏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經說妥了人家，一個做生意的，長街小錢莊裏管賬的，聽說文珍認得字，很願意娶她，一過中秋便要她過門，我一麵心急文珍要嫁走，卻一麵高興這事的新鮮和熱鬧。
“文珍要出嫁了！”這話在小孩子口裏相傳著。但是見到文珍我卻沒有勇氣問她。下意識地，我也覺到這樁事的不妙；一種黯淡的情緒籠罩著文珍要被嫁走的新聞上麵。我記起文珍撕扇子那一天的哭；我記起我初認識她時她所講的文環的故事，這些記憶牽牽連連地放在一起，都似乎叫我非常不安。到後來我忍不住了，在中秋前兩夜大月亮和桂花香中看文珍正到我們天井外石階上坐著時，上去坐在她旁邊，無暇思索地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