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時是涓涓細流，但在美國獨立戰爭和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以後，細流慢慢變粗，到十九世紀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萬人不堪忍受苦難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來到了美國。
他們踏上美國國土時，並沒有發現黃金鋪的路，生活也不像從前想象的那麼好過，但他們確實獲得了自由，獲得了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機會。靠著苦幹、精明、節儉和老天爺的保佑，大多數人實現了自己的希望和夢想，誘使他們的親戚朋友也來加入他們的奮鬥行列。
美國的曆史是一部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同時發生的曆史。之所以能夠發生奇跡，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說來也巧，這兩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之於世的。
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裏，這部偉大的傑作使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成了現代經濟學之父。該書分析了市場製度為什麼能把追求各自目標的個人自由同經濟領域裏生產我們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廣泛合作結合起來。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見解是：參加一項交易的雙方都能得到好處，而且，隻要合作是嚴格自願的，交易雙方得不到好處，就不會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情況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強製和對自由的侵犯來促使人們合作。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這就是為什麼一個“隻盤算他自己的得益”的個人“受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去達到一個同他的盤算不相幹的目的。對於社會來說，同他的盤算不相幹並不總是壞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促進社會的利益，常常比他實在想促進時還更有效果。我沒聽說過，那些裝作是為公眾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體現在獨立宣言中，該宣言由托馬斯·傑斐遜起草，表達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緒。它宣告了一個新國家的成立，這是曆史上按照人人有權追求自己的價值的原則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我們認為這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了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用更為激進和絕對的話說：“人類有理由為之個別地或集體地幹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動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護。……對文明社會的某一成員正當地強製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對別人進行傷害。人類自己的長處，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夠的理由。……任何人的行為對社會負責的部分隻是關係到別人的部分。就其僅僅關係他自己的那部分來說，他的獨立按道義說是絕對的。對他自己，對他自己的身心，個人就是主宰。”
美國的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實現獨立宣言中的各項原則而奮鬥的曆史——開頭是反對奴隸製的鬥爭（最後通過一場流血的內戰而解決），後來是促進機會均等的鬥爭，最近則是力圖達到收入均等的鬥爭。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們在沒有高壓統治和中央指揮的情況下能夠相互合作，那麼這可以縮小運用政治權力的範圍。此外，自由市場通過分散權力，可以防止政治權力的任何集中。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同一個人手裏，肯定會給人民帶來暴政。
十九世紀，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結合，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黃金時代。美國甚至比英國更繁榮，它以清白的曆史開始：階級和等級的餘毒較少；政府的限製較少；而土地則較為肥沃，人們可以去努力開發，去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還有一片尚未開發的大陸，等待著人們去征服。
……
斯密和傑斐遜都把政府權力的集中看做是對老百姓的巨大威脅，他們認為，不論什麼時候都應該保護公民免受政府的專製統治。這就是弗吉尼亞權利宣言（1776年）、美國權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三權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國十三世紀頒布大憲章和十九世紀末改革法律機構的推動力。在斯密和傑斐遜看來，政府應該是仲裁者，而不應是當事人。傑斐遜的理想，正像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職演說中所說的那樣，是建立“一個開明而節儉的政府，它將製止人們互相傷害，但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麵將放手讓人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和從事自己的事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減少了它對後來的思想家們的吸引力。十九世紀後期的政府受到嚴格限製，集權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麵，它的權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個並非盡善盡美的世界上，還有許多罪惡。的確，正是社會的進步使殘餘的罪惡顯得更加可惡可憎。像往常一樣，人們認為事情必然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他們忘記了一個強大的政府對自由的威脅，心裏想的隻是更為強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認為隻要權力掌握在“好人”手裏，政府就會做好事。
……
近來的經曆——經濟增長緩慢，生產率下降——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如果我們繼續把越來越多的權力交給政府，繼續把權力授給公務人員這樣一個“新的階級”，讓他們代表我們花費越來越多的收入，那麼，個人的獨創性是否還能克服政府控製的麻痹作用？一個日益強大的政府遲早將摧毀自由市場給我們帶來的繁榮，摧毀獨立宣言莊嚴宣布的人類自由。這一天的到來，也許比我們許多人預料的要早。
我們還沒有陷入無法挽回的境地。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仍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是繼續沿著“通往奴役之路”（這是弗裏德裏希·哈耶克為他的一本意義深刻而頗有影響的書起的名字）疾馳下去，還是加緊對政府的限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們自覺自願的合作來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是聽任黃金時代結束，而淪入大多數民族過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專製統治和苦難，還是運用我們的智慧、先見之明和勇氣來改弦更張，記取經驗教訓，而從“自由的複興”中得到好處？
如果我們要做出明智的抉擇，我們就必須了解我國製度的運行所依賴的基本原則，既要了解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原則，又要了解傑斐遜提出的政治原則。斯密的經濟原則告訴我們一個複雜的、有組織的、順利運行的製度為什麼能在沒有中央指導的情況下獲得發展並繁榮興旺，同時告訴我們通過什麼樣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強製性手段而使人們相互協作。我們必須懂得為什麼試圖以中央指導代替合作會造成那麼多損害。我們也必須懂得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之間的密切關係。
幸好，潮流在轉變。在美國、英國、西歐各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裏，人們對政府作用的增大帶來的威脅越來越有所認識，對所遵循的政策越來越不滿。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在輿論上，也反映在政治領域裏。對於我們的議員們來說，唱不同的調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動，正在變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們正經曆著公眾輿論的另一次重大改變。我們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使人們更加相信個人的積極性和自願的合作，而不是轉向完全集體主義的另一極端。
【人物剪影】
米爾頓·弗裏德曼，1912年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1932年取得羅格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3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二戰中期，弗裏德曼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稅負政策。194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30年中，他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係塑造成一個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1976年，他由於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曆史和穩定政策複雜性等範疇的貢獻，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外，在弗裏德曼的指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退休後的弗裏德曼到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並於1988年獲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
弗裏德曼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他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幹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誌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有極大影響。
【讀·品·悟】
這是弗裏德曼在訪問牛津大學時所做的一篇關於經濟發展的講座。在本篇講稿中，他分析和解讀了“市場經濟”和“市場監管”這兩隻不同類型的“手”在經濟發展中起的很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市場就像一個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情緒特征，高明的投資者總是善於抓住市場的這些特征，充分運用“看不見的手”在投資中所起的作用，抓住市場的熱點進行有效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