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容忽視的是社會的進步，生兒育女、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觀念已經在現代人的頭腦裏日益淡化，這些已經不是男女在一起的目的，其目的是追求快樂、愉悅。沒有孩子的拖累，兩個人不需要承諾，處得好就在一起，處不好就分手。
還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條件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人們對同居現象越來越寬容了。
哲學家說，存在即合理。事實上，這是理性經濟人的一種理智選擇，沒有什麼不好，因為人們付出的機會成本低，相對來說，收益就要更高一些。
同居剝離了夫妻名分、財產關係、子女關係等很多東西，留下的似乎隻有愛與性。經濟學家對性行為有過非常精彩的分析。
性行為是一種珍貴的衡缺資源，性別就是成本，這成本能創造多大的價值和效益，或者倒賠，取決於經濟人的理性選擇。
性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經濟行為，有需求，有供應，有風險，有收益，還要計算投入產出比。性行為是有成本的，在決定性選擇之前，雙方需要有理性的思考，是否能預見並能負擔起這些成本，或者換句話說就是性行為的後果；還要考慮使用減少負麵結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懷孕和感染性病、艾滋病。世間沒有免費的性事，做愛是參與者充分合作才能產生“效應”的人生體驗，要達到理想境界必須具備兩個先決條件：一是雙方不能逃避應負的責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雙重角色。也就是說，性行為的夥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標，這種特性使性愛和一般日常活動，尤其是商業交易不同。性行為與生俱來，但具有強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令人們在性愛方麵較為謹慎。
性行為也成為結婚的一個主要原因。康德認為婚姻的意義就在於“合法使用對方的性器官”，薛兆豐說婚姻是“終生批發的期貨合同”。另外，婚姻中的性行為具有更多的優勢，即少了更多的成本。優勢主要在於兩點：一是成本小，沒結婚的兩個人需要兩張床，結了婚就隻需要一張；二是性價比高，不用冒著危險去搜集一些色情圖片、網站來滿足私欲，因為這些可以在婚姻體製內得到滿足。
性行為能產生“效用”，與普通商品或服務沒有分別，這等於說，絕對理性的人，其性需求的數量與價格成反比。經濟學家屠洛克認為妓女經營生意一定不能忽視這條原理，要想多接客就得價格合理。
娼妓這種“最古老行業”之所以能夠在政府禁止下（娼妓合法化的國家不多）蓬勃發展，是因為需求永遠存在；娼妓一旦獲政府頒發符合衛生條件證書及商業牌照，嫖客的成本大為減輕，也就大大強化她們相對於非妓女（情人、女朋友及妻子）的競爭地位。
上麵的分析是在把愛情、浪漫和道德從性行為中抽離，同時以不包含價值判斷成分實證經濟學視角下的觀點，細想一下，也不無道理。
誰來做家務——比較優勢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夫妻之間的分工嚴格而明確，在生產勞動中，丈夫為支柱，而在家務勞動中，妻子為主力，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男主外，女主內”。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至今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據統計，在我國的城市家庭中用於家務勞動的日平均時間裏，女性居民至少要比男性居民多勞動近兩個半小時。但是，隨著生活壓力的加大，女性走向社會，從事工作，她們根本無法承擔全部的家務。有人開始思考：這種傳統的分工有什麼科學依據呢？是根據人們的生理特征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嗎？男子就不能做家務嗎？
我們不妨用經濟學中的原理來看一下。根據古典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原理，倘若某人在從事一種勞務的時候，其機會成本低於其他人從事此項勞務的機會成本的話，那麼他在從事該勞務上就具有比較優勢。此外，和比較優勢相對照還有一個絕對優勢。下麵的例子能形象地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
比如，村子裏有一個鞋匠一個裁縫，本來兩人關係不錯，鞋匠要穿衣服了就會去找裁縫，而裁縫需要換一雙鞋子就會去找鞋匠，兩人分工明確，互惠互利。然而有一天，不知什麼原因，兩人吵了架誰也不理誰。鞋匠自己做衣服，費了布，不合身；裁縫自己做鞋子，費時間，不合腳。兩人感到這樣下去對誰也沒好處，找了個機會和解了。以後裁縫穿鞋子找鞋匠，鞋匠穿衣服找裁縫，大家都方便。
這個故事中，鞋匠在製鞋方麵有特長，擁有絕對優勢；裁縫在製衣方麵有特長，擁有絕對優勢。他們各自生產擁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行專業分工，然後用一部分產品交換，使雙方都獲益，這就是絕對優勢原理。
又如某老板不僅管理水平高，而且打字速度快。因此他為了節省開支，沒有配備打字員。後來，他感到，由於每天工作太忙，經常與客戶見麵，還要開會，很多文件需要打印，沒有打字員不行，所以招了一名打字員。這是因為他的管理水平高於打字水平，擁有比較優勢，而打字員打字水平高於管理水平，擁有比較優勢，如果按照兩人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分工，兩人的工作效率都會提高。
如果用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原理來分析封建社會的男女分工，就會看到，在特定的環境下，這種比較優勢是存在的。因為，受傳統禮教的影響，封建社會，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太可能接觸家務以外的活動，而丈夫要進行營生，維持家用，是家裏的頂梁柱。相比而言，丈夫從事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高，而妻子的機會成本較低，所以這樣的分工可以實現，每個人都專門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情，提高生產效率，從而整個社會可創造的物質財富總量與其整體經濟福利都會有所增加。
但那是在封建社會，人們被封建思想束縛，它並不能證明女性有某種生理上或天生從事家務的比較優勢。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文化和思想，封建社會的這種思想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決定的。但社會現實已經改變，如今，不光男性要麵臨競爭、就業的壓力，女性也要麵對；不光男性有養家糊口的壓力，女性也有；不光男性中有能力超群之人，女性中也有，甚至有些女性比大多數男性還要有能力！
現實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有的男性事業沒有女性成功，做家務卻比女性好，此時，若再拿那些生理上、宿命上的不同來進行分析，就很難對今天依然存在的男女兩性在家務勞動負擔上不平等現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其實，男性並不是不會做家務，不能做家務，而是大男子主義的思想讓他們覺得不可以做家務。他們認為：掃地、洗衣、煮菜、養孩子，是妻子的事情，要不要妻子幹什麼？
女性在承擔家務的時候是沒有勞務報酬的，也不給國家製造GDP，男性就會覺得女性沒有為家庭和社會創造什麼價值，相反，是在揮霍他們的錢。實際上女性在家庭中承受的瑣事負擔並不比男生在職場上承受的壓力小。職業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丈夫的抱怨，都會讓她們喘不過氣來，就算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她們也會覺得越來越勞累。長期如此，她們會背上沉重的負擔。
漸漸的，許多女性開始為爭取從家務中解放出來而呼籲，希望男性也能坐下來，考慮一下，繁重的家務勞動是否能由雙方共同協作完成，或者男女雙方誰更適合做家務。很快，就有女性提出在夫妻中使用“家務分配表”，出現了“勞務分配小協議”，讓夫妻在互相體諒的基礎上，共同支撐起這個家。這無疑是一場把女性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革命”！
令人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丈夫能夠從妻子的角度考慮問題，與妻子同心協力，實現那種“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眷侶生活。他們強硬的態度開始軟化，他們對妻子更加體貼，態勢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是適應社會發展的一種全新生活方式。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信女性的家務勞動將會減少並最終同男性達到均衡，從而使彼此的分工更加均衡、科學，也隻有如此才能使家庭更加美滿、幸福！
俯首甘為啃老族—— “新失業群體”
茫茫原野中，兩隻各自覓食的狐狸走到了一起，它們相愛了。狐狸媽媽懷孕了，狐狸爸爸便主動承擔起覓食、警衛的職責。然而，那白雪皚皚的漫漫冬季，對靠大自然恩賜而生存的狐狸而言是最難度過的劫期。但是責任心強的狐狸爸爸毫不畏懼地主動去雪地裏覓食。那種艱難、那種堅忍的毅力真的令人感動。為了覓食，狐狸爸爸被群狼咬得遍體鱗傷，但還是拖著被咬傷的後腿把食物叼回家來讓懷孕的狐狸媽媽食用。狐狸媽媽看到狐狸爸爸的遍身傷痕，嗚咽著為它舔著傷口。
在青草剛剛長滿山坡的春天，狐狸媽媽順利地生下了三隻可愛的小狐狸。三隻小狐狸在爸爸媽媽的精心嗬護下漸漸長大。初秋的一個早晨，狐狸爸爸、狐狸媽媽像往常一樣領著它們的孩子走向草原的深處。突然，它們飛快地向前奔跑著，小狐狸們也追隨著。在一塊草木繁盛、小溪流水的地方它們停了下來。狐狸爸媽圍著還在喘息的孩子轉了兩圈，趁著它們還在好奇地張望時，向回家的路飛奔而去……太陽落下了西山，夜幕悄悄降臨。狐狸爸媽在洞口處看到了像火焰一樣跳躍的身影，是它們的孩子找回了家，但是它們擋在洞口不讓自己的孩子回來。小狐狸們多麼想和爸爸媽媽分享離別後團聚的喜悅啊！它們哪裏知道，它們的爸媽把它們送去那麼遙遠的地方，就是因為它們已經到了該獨立生存的時候了，所以它們得離開父母獨闖世界了。
天漸漸黑了下來，在洞口爭執的父母也都疲倦了，突然，狐狸父親發出了淒涼而威嚴的吼聲，並開始凶猛地向自己的孩子憤怒地撲了過來，小狐狸們被驚嚇得連連後退，在狐狸爸爸的緊緊驅逐下小狐狸們也淒慘地叫著向後退著，邊叫邊跑邊回頭，它們看著曾是那麼溫暖的家、曾是那麼疼愛自己的爸爸媽媽為什麼把自己攆出了家門，它們留戀這個家啊！
看著孩子們漸漸消失的身影，狐狸爸媽頓時昂起頭仰天長嚎。
這是20世紀日本經典紀錄片《狐狸的故事》的梗概。狠心的狐狸父母把小狐狸趕出家門，去獨自麵對嚴酷的現實。狐狸說不出大道理，適者生存的理念已經深藏在它們的遺傳基因裏了。在現實與感情麵前，狐狸保持著一貫的警覺，而我們人類卻常常犯糊塗。
有這樣一個謎語，謎麵是“一直無業，二老啃光，三餐飽食，四肢無力，五官端正，六親不認，七分任性，八方逍遙，九（久）坐不動，十分無用”。謎底是：啃老族。
所謂啃老族，就是大學畢業後，到了就業年齡，卻以薪水少等為由，仍依賴父母的那些年輕人。啃老族也叫吃老族或傍老族。他們並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動放棄了就業機會，賦閑在家，不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而且花銷往往不菲。他們年齡都在23～30歲之間，有謀生能力，卻仍未“斷奶”，得靠父母供養。社會學家稱他們為“新失業群體”。據有關專家統計，在城市裏，有30%的年輕人靠啃老過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啃老族呢？這與父母的溺愛是分不開的。
二十多年前計劃生育開始實行，許多家庭都隻有一個孩子，這段時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資源極大豐富，他們一出生便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享受著父母的溺愛。由於隻能生一個孩子，孩子就成了家庭的奢侈品，父母對孩子是有求必應，滋生了這一代孩子大手大腳的習慣，他們不需要計算生活的成本與收入，缺乏必要的生活鍛煉，缺少對生活的責任意識。
步入社會後，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人際關係上，碰到哪怕是一點困難和挫折，他們都會表現出不適應，從而退回到家長的“翅膀”下。這時，家長並不是鼓勵孩子戰勝困難或加以正確引導，而是一味地袒護、心疼孩子。當孩子養成“在父母麵前永遠是孩子”的性格依附，經濟上難以獨立時，做父母的才開始擔心：“我們不在了，子女怎麼生活？”但又不忍心把子女放歸大自然，“讓他們受那份罪”。於是便演繹出一出出為子女做牛做馬、任勞任怨，“俯首甘為子女牛”的悲劇來。
此外，就業壓力也是促使啃老族形成的另一原因。受長期精英教育的影響，大學畢業生就業觀念存在一定的偏差、就業能動性沒有顯著提高，而是執著於公務員等熱點職位或者沿海城市、省會城市、發達地區等熱門區域，就業期望和社會需求差距較大。一旦不如意，便輕易放棄，從而退回家中。
一些大學生沒有麵對就業嚴峻形勢的自信，對他們來說不就業就可以逃避眼前的困難，這使很多人產生了能在學校多待一天是一天的想法，繼續學習也就成了他們不就業並“理直氣壯”跟父母要錢的最好借口。
較之於我國，日本也有一批“NEET”族，即：不升學、不工作、不參加職業培訓的年輕人。對此，日本政府每年都要拿一大筆資金用於“NEET”族的教育培訓，促使他們能及早地走上工作崗位，擺脫對家庭社會的依賴。針對我國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政府也出台了一係列促進大學生就業政策，積極鼓勵在校大學生參加見習工作。然而，要從根本上救治啃老族的啃老心理，就需要家庭參與進來，做一對勇敢的“狐狸”父母，從小抓起，培養孩子的吃苦精神，從生活的一點一滴中樹立起孩子的自立意識，讓孩子的心理及時成熟起來，真正做到勇於擔當，敢於承擔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