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敬畏地承擔起一切外在的偶然。
認識並安寧於一己存在之有限性，仍強自建立，並不悲觀、焦慮，或做徒勞之無限追求。
——李澤厚
理智的最後一步就是意識到有無數事物是它力所不及的。
——帕斯卡
幾年以前，我遇到一位親戚。由於偶然的原因，他剛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在我的印象中，他精明而富有教養，洞察為官之道，在人生的許多方麵都是我的老師。他問我在幹什麼，我說主要是研究股票、期貨的投資策略和技巧。他對我花很大精力做這類事情似乎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人算不如天算，股票、期貨交易的成敗主要取決於運氣和機遇。
當時，我對這一段話頗感震驚和疑惑。雖然他不是一個專業的投資者，但對股票、期貨市場是有所了解的。我懷疑，是不是人生的變化無常或者年齡的增長使他喪失積極進取的意誌，過於強調偶然性的力量？
年輕氣盛的我立即提出了反駁，認為投機成敗的關鍵在於人自身的素質，機遇和運氣並不重要。當然，這個思想其實也不是我的發明。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我依然在投機市場學習、思考和交易。
隨著歲月的流逝，人生閱曆的豐富，市場認識的深化，我逐漸意識到，自己以前過於強調了投機主體的內在力量，輕視甚至貶低偶然性因素對投機者人生和交易的重大影響，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李澤厚先生在《論語今讀》中認為，這兒的“命”是指偶然性。即一個人不懂得、不認識外在力量的這種非可掌握的偶然性，不足以為君子。
環境、機遇和運氣對一個人前途和命運的影響遠比我原來想象的重要。曆史上多少英雄豪傑因為生不逢時或生不逢地而湮沒在芸芸眾生之中。不顧環境、條件的限製，過於強調自我的意誌、智慧和天賦的人，難免陷入幼稚和狂妄，付出慘痛的代價。
在股票、期貨市場，我親身經曆的無數次成功和失敗的交易表明，一個股票、期貨市場的投機者的命運，確實受製於許許多多看似極為偶然的因素。一個意外的政策，一次自然災害，甚至一條消息、一句謠言，都可能在金融市場中引起軒然大波。市場價格激烈動蕩，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投機者的命運就像天空中斷了線的風箏，隻能隨風而動，不由自主。
2004年4月的一天，因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席講話，倫敦商品交易所的銅大幅暴跌，上海交易所自然也無法獨善其身，連續幾天跌停板。多頭隻能眼睜睜看著市場價格下跌而束手無策。據我所知，有好幾個大戶在這次突發性事件中遭遇重創。短短幾天，成百上千萬的資金，在風雲莫測的市場循環中，改名換姓，從多頭手裏轉向空頭口袋。
所以，輕視、貶低偶然因素的巨大影響力，投機者往往會走進思維、認識的誤區。在交易成功時過於誇大主體的智慧、能力，而在遭受損失時竭力強調外在的偶然因素。顯然，這種自我評價的態度缺乏起碼的客觀性。投資大師巴菲特的朋友查理·芒格曾開玩笑諷刺過這種人。
“如果你是池塘裏的一隻鴨子，由於暴雨的緣故水麵上升，你開始在水的世界之中上浮。但此時你卻以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沃倫·巴菲特如是說》）
那麼，在股票、期貨交易中，製約投機者成功的外在的、偶然的因素有哪些呢？
1.社會政治、經濟環境
有人說，如果索羅斯當初不離開匈牙利，他現在可能隻是布達佩斯大街上的一個出租車司機……而不是威震全球的金融大師。
投資大師巴菲特也說：
“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國的中部或者秘魯及其他地方，你會發現，我所具有的才能，在那片不適宜的土壤中將會長出什麼——我會在30年後仍掙紮著謀生。我有幸在一個市場體係中工作，這一體係碰巧給我所做的工作以可觀的回報——雖然這回報大得不成比例。”（《沃倫·巴菲特如是說》）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金融市場，經濟領域的投機活動被視為非法，甚至被看成一種犯罪。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即使有投機經商的天賦，也會被社會環境所摧殘和扼殺。現今上海股票市場中赫赫有名的“楊百萬”，在20世紀80年代，隻是一個偷偷摸摸的“黃牛”。如果中國不設立證券市場，或許他還提著裝滿國庫券的麻袋提心吊膽地奔走呢！
再比如，政治因素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彙率製度，也決定著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市場化程度。一個實施固定彙率製度的地區，外彙投機者就根本沒有生存的空間；一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投機者隻能在國內市場而不能參與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所有這一切當然會極大地禁錮市場參與者的發展。
可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是投機者生存的土壤。國內金融領域要出現像巴菲特、索羅斯這樣對世界經濟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還需要社會政治、經濟更加民主化、市場化。
2.政策因素
政府的一個政策或者任何大的舉動，都可能對金融市場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從而使投機者的命運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投機大師索羅斯剛到美國時，由於他的歐洲背景而被美國投資者青睞，專門為許多大公司從事歐洲市場的交易。1961年，肯尼迪總統上台，為了製止資本外流，他頒布了一個法令，對美國投資者在國外的證券投資課以重稅。這對投機事業剛剛處於起步階段的索羅斯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差一點使他丟了飯碗。
20世紀80年代初的幾年，索羅斯在外彙交易中損兵折將，毫無建樹。1985年，美國、德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為了遏製美元過度升值，召開了著名的“廣場會議”。各國政府聯手幹預外彙市場，美元大幅貶值。國際金融領域的一次臨時性合作，使索羅斯一周之內賺取的利潤超過他前4年虧損的總和。
據說，索羅斯的筆記本上記載了世界上許多政要的名字，他也曾經自我吹噓，說他早上和一位總統共進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總統共進晚餐。可見，索羅斯對政治因素對金融市場的巨大影響力是心領神會的。
智者千慮，總有一失。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對衝基金，在襲擊香港的股票和外彙市場時，顯然忘記了考慮政治因素的巨大力量。由於對香港特區政府直接幹預股市和彙市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導致了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對衝基金損兵折將、狼狽不堪。
1995年2月23日，我國期貨市場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被譽為中國的“證券教父”，萬國證券公司的老總管金生，在國債期貨市場的世紀豪賭中，一夜之間輸掉了整個公司，損失幾十億元，這就是有名的“327事件”。事情的起因就是財政部的一個貼息政策，即把國債期貨品種“327”合約的年利率由原來的9.50%提高到12.24%。這一舉動，把萬國證券送上了斷頭台。
在國內期貨市場，1995年上海國債期貨出了問題以後，有關領導對即將上任的證監會主席周道炯指示：對期貨市場要冷靜觀察、嚴格限製，限製與套期保值無關的非生產、非流通的公有製單位，不準其進入。在一個公有製占主體的經濟體製中，這一席話實際上為中國期貨市場今後幾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也對國內期貨市場投機者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家在此前後出台的一係列政策，包括禁止外彙期貨；限製金融機構、國有企業進入期市；完全停止新的交易品種上市；整頓、撤並交易所；取消大量的期貨品種的交易等等，反映了政府對國內期貨市場未來發展的基本態度。隨後幾年，期貨市場的成交量逐年大幅下降，市況清淡，期貨經紀公司和投機者度日如年，掙紮在死亡的邊緣。
可見，沒有良好的政策環境和自由市場經濟體係提供的交易機會，投機者不但不可能從市場中賺到大錢，就連最基本的生存空間都有問題。
政策因素對股票、期貨價格變化的影響，往往使投機者的命運就像遊樂園中的過山車，一會升上雲端，一會跌入深淵。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強調投機主體的內因，把交易成敗的原因完全歸之於主觀因素是不公平的，偶然性因素一次又一次顯示出它的巨大力量。
3.市場本身
在期貨市場，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價格波動周期，可供投機者選擇的交易品種越多，市場蘊涵的交易機會就越多。一個高明的投機者會避開那些風險和利潤比例不合算的交易機會，選擇價格變化活躍、趨勢明顯的市場進行交易。如果市場中隻有一兩個單調的交易品種，投機者在完成一次交易活動以後，很可能因為市場中沒有良好的機會而無所事事，精力和資本就會白白浪費，投機者的獲利潛力受到極大的限製。
國外許多著名的投資經理，往往同時監控著全球幾十個市場，從中尋找最適合自己投資理念，交易體係和性格特點的品種。這樣，投機者不但可以抓住最有利可圖的交易機會，也能減小市場的非係統風險。
華爾街的期貨專家斯坦利·克羅就是這樣一位資產組合多樣化的投機者。他同時跟蹤、交易26種不同的期貨合約，遍布全美各主要市場，外加香港和新加坡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種包括食品和化纖、利率工具、複合能源、穀物、肉類、金屬和亞洲市場中的股指期貨。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麼多可以供他自由選擇的投機品種，克羅先生是否還能取得令人敬佩的業績。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更是從全球每一個角落尋找有利可圖的機會，足跡遍布墨西哥、俄羅斯、東南亞、以色列、南非、中國，更不用說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就像有些嫉妒、憎恨他的人所描繪的：“哪裏有腥，那裏就有喬治”。
根據索羅斯大起大落的反射理論，股票、期貨、外彙市場偶爾都有可能出現過於離譜、瘋狂和愚蠢的走勢，市場價格變化和基本麵狀況完全背離，就隱含著市場走向反麵的契機，這也是索羅斯最感興趣的賺錢機會。所以，索羅斯認為，精明的投資者應該有廣闊的視野，在多個市場、品種中尋找這種良好的交易機會。因為這種時機並不會天天存在，投機者必須不斷地從一個市場轉向另一個市場。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今天，如果一個投機者沒有自由選擇市場交易的權力，而他生存的環境中可供投機的品種又單一稀少，那麼，索羅斯這種高明的交易理論也就毫無用處。
一般說來，在市場行情大起大落，價格變化劇烈的年月，國外投資基金經理的業績往往比較好；而在股票、商品和金融期貨的價格變化平緩、長期盤整的年月，投資基金的業績往往不近人意。道理很簡單，投機者隻有在市場價格的起落中才能賺取差價，一個死氣沉沉、交易清淡的市場，投機交易是難有作為的。這一點在國內期貨市場的表現也非常明顯。
從1994年到1997年，國內期貨市場交易品種多、投機氣氛濃、參與者眾，有人就賺到了大錢。
1995年下半年，我的一位朋友，僅僅幾個月時間就在期貨市場賺了2000多萬元，而當初投入的本金才300萬元。顯然，在這個大多數人都難逃失敗命運的領域，他確實是市場投機中出類拔萃的佼佼者。客觀地說，他的巨大成功，一方麵固然因為他具有高明的交易策略和技巧；另一方麵，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天賜良機。當時國內期貨市場的許多交易品種，如膠合板、綠豆、橡膠價格短時間內驚人的波動給了他獲取暴利的機會。有一次，上海膠合板在即將跌停的最後一刻，我看見他入市放空，第二天，市場直接跌停。第三天，膠合板在擴大跌停板開盤，他迅速平倉。不到三天時間，他的這次交易回報就高達150%以上。可見，一個投機者的成功，內在的知識、技巧、修養、境界固然重要，沒有良好的市場機會，英雄也無用武之地。
而1997年至2002年，交易所紛紛撤銷，交易品種大幅壓縮，市場交易冷清，投機者基本處於虧本狀態。即使日常交易中有些盈利，也是入不敷出，勉強度日。在這種市場環境下，投機者要想獲取大的利潤是不現實的。2003年以後，上海、大連、鄭州各商品交易所的行情變化大、成交活躍，又有許多投機者賺到了錢。
4.煮熟的鴨子也會飛？
在日常交易中，每當我做錯方向而賠了錢時，我從來不怨天尤人，誰要你技不如人呢？我要求自己進一步努力，提高自身的智慧、意誌、境界，從而減少交易中犯錯誤的次數。但是，這種單純的想法，有時候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多不必要的煩惱。即對自己的要求過於苛刻，把不應該自己承擔的責任全攬過來，求全責備，自我懲罰。其實，這種做法對自己是不太公平的，也給交易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
在前些年的國內期貨市場，一個投機者的成敗，並不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水平、技術、策略等主體的內在因素，還有許多非市場的、偶然的事件，嚴重地威脅、阻礙投機者的成功。市場的不規範，導致了許多投機者稍有不慎就會損失慘重，甚至一命嗚呼。1994年底，我們國債期貨營業部的一位散戶，上午還有10多萬元，下午，他趕上了國債期貨交易幾個月中最大的一次市場震蕩，不僅把賬戶上的錢全部賠光，而且還欠營業部6萬多元。在1996年的咖啡期貨交易中，我親眼看見，我的一位朋友第一天剛剛在期貨經紀公司開了戶，存了10萬元錢，第二天賬戶上就剩下了不到5萬元，第三天就一分不剩，第四天賬戶上竟然出現負數。咖啡期貨連續三四個跌停板，他想給自己留下點下次交易的本錢都不可能。一次交易，就把多年的積蓄賠得幹幹淨淨。1998年，我的大學同學在北京綠豆的交易中，被關門打狗，市場連續4天漲停板，直到他暴倉。2004年初的上海橡膠市場，多頭主力操縱失敗，短短幾天就暴跌了2000多點，許多投機者也跟著倒黴。
我的導師十多年前寫過一本書，叫《不公平競爭》，我當時很不理解，不公平的競爭為什麼還要去參與？當我在期貨行業奮鬥了多年以後，逐漸意識到，國內期貨市場的競爭就是不公平競爭。要麼我放棄，要麼我隻能改變自己去適應現實，不要天真地指望有一個理想的、完美的交易環境。
在我的記憶中，曾經有好幾次，在期貨交易中方向判斷準確，行動也非常漂亮，結果卻沒有賺到錢。當時我簡直是氣急敗壞，心裏感覺惡心極了。我回憶起這些往事，隻是想提醒自己，在下麵的例子中，明明利潤就要到手的，最終我卻還是拿不到，為什麼我還要急著去做那些風險很大、很不確定的交易呢？所以，期貨交易不要太過於執著、過於認真，不要太看重一時一地的得失，要以一種遊戲的態度來看待，心平氣和方能走得更遠。
1995年2月23日，在國債期貨327事件中，萬國證券在沒有足夠保證金的情況下，惡意透支交易，大量拋空，因此，尾市7分鍾的交易被宣布為無效。那一天上午，我把大量的多單獲利平倉以後，一直看著盤麵的變化。我原來的想法是，如果市場價格出現回調，我準備把當天拋出的多單逢低再買回來一部分。沒有想到，尾市成千上萬的空單從天而降，一下子把327國債的價格從151元打到147.5元，我也不知道場內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我的第一感覺是迅速買進。我在148元買了2000手，市場價格跌到147.5元我又買了3000手。結果，收市以後，營業部的經理告訴我，我的那兩筆交易也是無效的，那5000手多單似乎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我的好幾百萬，因為這樣一個原因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
1995年8月，我在蘇州紅小豆509中做多虧了大錢。後來，紅小豆竟然跌到了1600多元。在市場下跌的途中，紅小豆價格一直沒有出現過任何像樣的反彈。當時，好像紅小豆比豬飼料都便宜。我的多頭思維一直沒變，認為物極必反，市場早晚會有一波強勁的上漲行情。我在市場價格跌到2000元到2100元的時候，做了大量的多頭，希望能抓住市場可能出現的反彈，把前一段時間的損失奪回來。按照常理，我估計在這個位置做多風險不會太大。
但是，那一年的蘇州紅小豆走勢真是怪異極了，市場一直籠罩在沉重的拋壓之下，不管紅小豆的價格多低，空頭就是肆無忌憚地賣空。記得當時空頭的一個主要借口是實盤壓力巨大，沒有多頭願意接貨。
麵對讓人絕望的市場下跌，我無可奈何，隻好在盈虧不大的情況下平倉離場。
後來，我聽說事情並不像空頭所說的那樣，真的沒有人想要紅小豆的現貨。安徽丁氏兄弟想接貨，交易所就是不讓。因為空方主力是蘇州當地的機構，和交易所關係密切，他們牢牢地把持著蘇州市場的走勢，隻能賺錢而絕對不能輸。強龍壓不過地頭蛇。據說，最後丁氏兄弟組織了幾百個民工，開著大卡車到交易所靜坐。可能是交易所和丁氏兄弟達成了某種妥協，蘇州紅小豆1995年最後一個合約，確實在臨近交割的幾天時間裏漲上去了。從2000元附近開始上漲，大約是在2900元左右摘牌的。
在1995年8月的那一段時間，我在紅小豆市場由於做錯方向，賠了大錢；現在，我做對了方向卻因為交易所的原因，因為非市場的因素，沒有賺到任何錢。
在看似單純的期貨價格波動後麵，竟然隱藏著如此險惡的利益爭鬥，誰能從市場盤麵上看出這些難以想象的勾當？10年以後，我在一篇回憶蘇州紅小豆的文章中才完全了解其中的內幕真是感慨萬分。
說到丁氏兄弟，我對他們的印象很深，因為1995年底，北京綠豆511的多逼空行情就是他們做的。在北京綠豆511的多空大戰中，做空的主力是我的一個朋友。1994年的時候，我們還在工人體育場一起玩牌，那時候，我還看不出一年多以後，他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據說，他在廣東豆粕交易中賺了1個多億，後來就殺進北京綠豆市場。
按照以往的慣例，每年綠豆期貨的11月合約總是一個空頭品種。因為根據交易所的規定，11月的倉單接了以後無法交到下一個月，隻能到現貨市場去消化。所以，曆年的11月綠豆合約一直是多頭不去碰的月份。1995年，我的朋友之所以選擇放空11月綠豆，可能就是根據這個規律結果，這一次，安徽丁氏兄弟進場做多，他們大肆買進，不但接貨，而且把11月豆價抬高多逼空。北商所沒有蘇州商品交易所那麼黑，對多空雙方的搏殺，坐山觀虎鬥，誰也不幫結果，我的朋友因為資金不足，在11月綠豆上被丁氏兄弟打敗，損失至少1.5個億以上。
1999年初，鄭州綠豆在3400元附近的多空搏殺中，多頭主力看錯了方向，或者說資金實力不如空頭，在這場巨大的賭博中敗下陣來，市場價格連續跌停板，跌勢洶湧。由於多空雙方在這場戰役中投入的資金量龐大，持倉量達到幾十萬手，可謂豪賭。按照這種下跌速度，就連市場的一個散戶也能看出來，多頭主力將麵臨滅頂之災，損失非常驚人。我拿著不少空單，正做著美夢，希望能在這次行情中大撈一筆。
但是，那時國內期貨市場的運作很不規範。每當市場出現大的分歧，多空對壘時，交易所要麼偏袒一方；要麼在多空主力之間來回穿梭，也不管誰對誰錯，各打五十大板，希望息事寧人，避免發生重大的風險事件。這種做法，固然阻止了市場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但是，由此也引起另外的許多問題。期貨市場基本的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蕩然無存，主力之間倒是協調好了，散戶的利益誰來保護？在多空主力的暗箱操作中，散戶往往成為他們談判的砝碼、犧牲品。
這次事件也一樣，雖然多頭在市場中輸了，由於他們的背景很不一般，最後，在眼看著巨輪就要沉沒的瞬間，奇跡發生了。有一天早上，市場突然傳來消息，多頭主力竟然說動了交易所做出了國內外期貨交易史中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當前這個價格，多空雙方的交易全部對衝持倉量減為零。然後，市場重新開始交易。
眼看著馬上就要到來的巨大利潤突然沒了。當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知道自己又一次趕上了這世界上最倒黴的事情。
2002年前後，國內期貨市場經曆了幾年異常蕭條冷清的局麵，誰也不知道國家對期貨市場的嚴厲監管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我這個以期貨為職業的操盤手對市場的前途感到心灰意懶，毫無希望。然而，不知不覺中，有些事情已經悄然變化，大連大豆行情首先出現了轉機。
從2001年開始，國內大豆市場在下跌了七八年以後，在美國CBOT的影響下，小幅上漲，開始走上了持續好幾年的牛市之路。誰也沒有想到，大豆價格從2000元附近起步，最後竟然漲到了2004年令人目眩的4100多元。
但是，在2002年的時候，因為前幾年的熊市思維在很多人的頭腦中打下的烙印太深，許多人還不習慣市場價格轉牛。包括一些大豆主產區從事期貨交易多年的大型企業、機構，他們仍然認為這隻是一次小小的市場反彈，所以，在市場價格剛剛開始上漲，還沒有走出底部區域的位置，他們就開始做空。
根據CBOT的走勢圖，大豆市場的牛市已經來臨，我對大豆市場的後市非常看好。所以，我在國內5月合約上做了不少多單，等待市場突破前幾年的高點——2400～2500元這個區域，然後再加碼買進。
然而，2002年5月合約的走勢就是不爭氣，直到離交割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持倉量依然高達30多萬手，居高不下，但市場價格卻沒有漲上去，還在2200多元徘徊。難道我對市場的判斷有重大的失誤，不是的，那麼，市場發生了什麼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