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談論一支股票時，其實什麼都不懂也什麼都不了解，但沒有任何人揭穿他們不懂的這一事實。投機文化彌漫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幾乎每天總能見到一群人在談論股票，但其實每個人都不知所雲。
1929午，美國大多數報紙雜誌以讚美、敬畏的語氣，而沒有警示性地報道股市全麵走高的消息，並且同時看好股市當前和未來的走勢。當某人拋出悲觀性的論調，就有人指責他“嚴重破壞了美國的繁榮”。也有人暗示，他這樣做是有動機的——被猜測是想做空。隨著市場的不斷走高，他的警告隻被別人當作笑料。
無可否認，人們往往害怕股市跌下來而強迫自己甚至他人承認還會漲。
1929年1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再貼現率是5％；而證券經紀人貸款利率在6％~12％之間。隻有發生再貼現率劇漲的情況，才會使銀行把從聯邦儲備係統那裏借來的錢直接或間接地給股市的做法變得無利可圖。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再貼現率的行動除了會導致普遍反感外，還會提高一般工商企業、消費者和農民的借款利率。聯邦儲蓄委員會在做出決策時表現軟弱，隻是不時發出警告。顯然，聯邦儲蓄委員會關心的不是限製投機，而是推卸自己在不斷加劇的投機應負的責任。
1929年夏末，經紀人公報和信函不再滿足於通報當天哪支股票會漲和漲幅有多大，而是通告下午2點，人們應該多“關注”無線電股或通用電器股。人們相信股市已經成為神秘而無所不能的人士手中掌握的工縣，這種信念從來沒有這樣強烈過。
這是1929年大崩盤前的情形，其實在2001年，中國的老股民也熟悉這些場景。
上麵我們列舉了1929年大崩盤前的一些情況，好像和目前國內的股市有點像呀。其實不必杞人憂天，中國經濟的基本麵仍然非常之好，而且現在對金融風險的防範和控製手段是那時不能比的。個人投資者其實不必要預測經濟周期和股市走向，你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選擇真正的成長股，那樣無論經曆怎樣的市場環境你都能夠獲利。
城市化進程推進中的艱難抉擇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很多人的工作生活方式也由此受到直接的影響。比如選擇在近郊居住，將事業重心放在城裏，或把投資目標鎖定城鄉結合部，等等。在這裏，我們以北京郊區為例予以說明。
2001年，北京的近郊區縣之一的通州的房市還是非常的慘淡，小區的環境也都非常差。但時至2011年第三季度調查數據顯示，通州房產均價已經到了15000元/平方米。每天早晨，從北京通州駛向CBD的城鐵八通線和數十條公交線路裝滿乘客，京通高速路上各種檔次的私家車、班車摩肩接踵，爭先恐後地把數十萬人卸載到城市的中心地帶，而此時從城裏駛向郊區的車上空空如也。傍晚的狀況則恰好相反。
這樣的情形我們在電影中似曾相識，每天早晨，幾十萬美國白領乘車或者開車到曼哈頓去，傍晚回家。十年間，有一百多萬紐約人奔向城市外圍，隻留下了一個衰頹的“半日城”：汽車和鐵路班車開到時，全城像漲潮，為人群所淹沒；入夜落潮時，人群又退走了，基本上隻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
在上個世紀的美國，郊區曾經代表了美國的未來，意味著紅磚白牆和精修的草坪，郊區成為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理想宜居地。《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關於市郊已婚婦女的特稿，說她們“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會有什麼不愉快的理由”。
中國城市郊區化從起步到現在隻有不到20年的時間，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郊區化的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以北京為例，從1991年到2000年，北京近郊區是人口的主要導入區域，也是北京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承載地。2000年近郊區總人口比1991年增加了239.9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4.2％，高出全市人口年平均增長率1.8個百分點，人口密度的增長幅度也遠高於遠郊區。其他大城市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如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的形成，應該說都是我國城市化郊區快速發展的明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北京市通州區這幾年的變化僅僅是整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鮮活的縮影，中國正處在浩浩蕩蕩的城市化進程當中，這個曆史化進程，將會影響到所有的人，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越來越多的外地青年加入了城郊候鳥的行列，若幹年後，他們的後代將成為永遠的城市裏的一員，在城市裏長大，在城市裏生存，將永恒地凝固了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化也將伴隨著大型或者特大型城市的崛起，從人口密度的角度，以東京為榜樣，3000萬、4000萬人口將是這些大型城市的規模。而這麼大規模的擴展，城市近郊或者遠郊的發展是必須的。隨著規模的擴展，城市多中心的結構也必將形成，而城市內部的交通連接的便利性當是首當其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