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單打獨鬥和弱小分散，既由褊狹造成，也會導致褊狹。褊狹既指資本的褊狹，資本對資本和勞動的排斥，把個人或家庭資本的地位及作用看得過重，片麵地追求狹隘的利潤；也指老板的褊狹，老板的個人和自我意識太強，對企業的絕對控製，過分地強調按自己的意誌辦事；還指企業的褊狹，或單純追求賺錢，低水平地擴張，不相關多元化的泛濫，如大家都搞房地產等，或隻從事產品生產和商品運作，而忽視資本運作。但是，浙商具有與時俱進的品質，能根據客觀環境和條件的變化而調整和改變。孔祥毅在比較晉商和浙商時進一步指出，在對待對外開放的態度方麵，晉商是撤離和拒絕，而浙商是買辦和學習；在對待時局變化的態度方麵，晉商是拒絕改革，而浙商是與時俱進。正是這種差別導致晉商的衰敗和浙商的發展。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說，浙商有三創：創新意識、創造能力、創業精神。業內專家認為，浙商的成功和優勢在於“保守中的創新”，並認為這是“最有效率的創新路徑”。
2.草根性曾對浙商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事實證明，在浙商中間，這種情況確實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對於長期在外尋找生意的外地浙商，浙商之間的天然“互助”行為已經成為不成文的規矩。外界說，浙江是老板的“搖籃”。這個“搖籃”，在浙江省內就是分布在各地的產業集群。一個集群有成百上千家企業，也就有成百上千位老板，從這一意義上說，產業集群也就是“老板集群”。近10年來，浙江商人在中國市場經濟舞台上的地位越來越明顯。可以說，浙商已經成為一種現象。
事實上，中國民營企業融資非常困難，但是在溫州等地的商會內部，會員之間借款甚至可以不用打借條。這在其他地方的商人中是不可能的，在西方規範的商業環境下更是天方夜譚。可以說，這種獨特的“抱團”現象也是浙商草根性的重要體現。在溫州，遍布全國各地的商會組織已經成為當地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在解決與當地政府、企業之間的利益問題時，這些來自浙商中的民間組織正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毋庸置疑，草根性曾對浙商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確實，浙商肯吃苦、謹慎的冒險、節儉、重視學習，而學習的方式更多是觀察別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課堂。萬向集團的魯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飯，不在外過夜，擠出時間都用來學習，他每天從晚上7時到12時看書看報、看電視新聞，就是外出開會也要基本做到。因此，隻讀過初中的魯冠球，已有60多篇論文在《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報刊發表，成為一個出口成章並著書立論、能寫會說的“農民理論家”。
業內專家認為，浙商的厲害，不在浙商的“高、大、全”，而是浙商的“低、小、散”。
第一，浙商的“低”，不僅僅是低調，浙商的起點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70%以上隻有初中以下學曆，近80%出身於農民），企業組織形式低，產業層次也低。
第二，浙商的小，在眾多浙商中，其規模確實小。浙江企業的平均規模要比全國水平小1/4，浙江直到2002年底才有一家年銷售額超百億元規模。的企業。企業規模不大，產品也“小”。像著名的溫州，其支柱產品皮鞋、服裝、眼鏡、打火機、低壓電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裏，一隻手就可以拿著走的東西。這些商品科技含量、資金門檻都很低，但他們就是有競爭力。
第三，浙商的“散”，也就是流動性和行業的廣泛性。溫州商人在很多場合被視為浙商的代名詞，事實上並非如此，浙江的每一個地區，每一個縣，即使原先的欠發達地區，都有大麵積的工商業活躍著，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而不是打工，哪怕是養鴨種香菇，也是承擔投資風險的業主。
的確，浙商們看起來更像是新經濟的“落伍者”。然而，溫州人做起了打火機，韓國、日本的大公司隻好歇業；宗慶後的非常可樂，銷量已經逼近了百事可樂；而躲在深山不為人知的莊啟傳，他的洗衣粉市場是所有跨國公司在華銷量的4倍。
盡管如此，為什麼其他地方的商人沒有像浙江商人那樣？這裏麵肯定還是與浙江人獨特的經商稟賦有關。浙江人的精明在於，隨時隨地發現商機、捕捉商機，有時無中生有製造商機。浙江海寧現在是全國最大的皮革加工生產基地，但海寧本地幾乎不產一塊皮毛，按照西方學術的規模看來，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論很難解釋他們的實踐。而同樣難以解釋的，是資本、技術、人力、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平均水平都遠在中國同行之上的跨國公司，竟然隻有三成的在華外資企業贏利；草根企業居然比國企、外資同行有活力；浙商們落後的低級的企業組織效率卻很高。因為他們雖然低級落後，但卻符合中國的國情、文化背景和發展階段的特點，他們知道這個階段什麼樣的最好，什麼樣的企業組織最匹配。一旦周圍環境發生了變化，他們就能立刻由低向高走。
盡管浙商規模小，但是小企業通過區域專業市場交換實現了生產鏈接，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或通過專業化協作進入大龍頭企業主導的價值鏈。而作為大的龍頭企業，則可以通過當地極為豐富的配套資源，將生產要素的競爭外部化，獲取成本和集約優勢，避免大企業常有的毛病。在浙江，實現這種規模經濟，有一種在以前的經濟地理學上找不到的產業模式——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上下遊協作配套，以及大小業主和諧共生的符合良性經濟生態平衡的內部條狀、外部塊狀的特色產業區，極具競爭優勢。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動力機製，是浙商稱雄的法寶。隻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斷向上，即使“草根”，也能長成參天大樹，因為他有根。
3.小農意識將成為浙商難跨的門檻
對於浙商未來的發展，浙商問題專家表示，有兩點擔心必須提醒眾多的浙商，這兩點還是要回到浙商的草根性上來。第一個擔心的問題是一部分浙商在取得小的成功後會安於現狀，停滯不前。過於堅持創業時候的經驗會讓部分浙商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第二個擔心的問題是浙商會在有些時候強調個人利益，忽視社會責任。小農意識對企業家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但在關鍵時候，這種影響也是致命的。未來10年，業內專家最擔心的就是小農意識對浙商的發展不利。那麼，在下一個10年，浙商麵臨的新問題會有哪些呢？業內專家指出，對於大部分浙江商人來說，前期的創業階段已經過去，未來幾年，在浙商麵臨的諸多問題中，他們麵臨比較多的問題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就是做大還是做強，專業化還是多元化？上海本原企業谘詢研究所所長沈玉龍認為，傳統的製造業是不可能做大的，一做大，就要出問題。對一般性的製造業，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駕馭大企業，千萬不要做大。一個做鞋子的企業不可能像可口可樂一樣在市場上的占有率達到55%。至於多元化和專業化的問題，是聯想、海爾這樣在行業裏麵處於第一的企業需要考慮的，而在行業裏排位在幾百位以外的，隻要考慮是否掙錢就可以，不用考慮多元化還是專業化。
第二，浙江民營企業的要素成本提高，市場競爭相對激烈。現在的浙江，人力成本、土地成本都是很高的，這使一些以低成本發展的企業感到了危機；另外，國內市場的逐漸飽和迫使越來越多的浙江商人走出國門尋找突破，國外的市場環境和國內有很大不同，這對文化水平不算太高的浙江商人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第三，浙商手中的資本聚集增多，投資願望增強。目前，浙江商人手中的遊資據稱有12000億元以上，如此巨額的資本對外地任何一個城市都是巨大的誘惑。所以近些年，各地對浙江的資本主動招商的越來越多。盡管可投資的行業在增加，但投資成功率卻在下降，這要求浙商投資時更加謹慎小心。
第四，長三角一體化對浙商帶來的新要求。浙江要接軌上海，浙商自身的文化素質、經營思路都要真正融入這個大的思路中去。這也是很多浙江商人迫切需要解決的。
第五，是保持家族企業還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問題？沈玉龍認為，保持現在的家族企業適合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不成熟的現狀，需要調整的是，家族型企業內部必須實行法製，要有製度。
第六，基礎管理薄弱和管理滯後已經嚴重影響浙江企業的發展。沈玉龍根據他的經驗分析，傳統製造業，如果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果產值達到5000萬元以上，管理的漏洞就很多，如果是流水線生產企業在1億～1.5億元的規模時，管理的問題就暴露了。他認為，目前浙江企業缺的不是最新的管理理念和最先進的管理工具，而是最基礎的基礎管理，基礎管理的薄弱日益成為製約浙江企業再上一個大台階的關鍵，而且這個時段不會超過3年的時間，未來3年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隻能是停留在小企業的地步，再想上一個台階是很難的。
第七，品牌和市場。任何產品做到一定的地步，一定要成為品牌。在競爭領域，70%的利潤是流向品牌的。而以前浙江人隻有生意，沒有品牌，打造品牌是未來發展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第八，人力匱乏。照目前速度發展下去，人力資源供不應求的現象還要嚴重。沈玉龍說：“前20多年，與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對應的是出企業家的時代，而未來是出職業經理人的時代。”浙江很多民營企業家，董事長不兼總經理，那麼，總經理在哪裏？
第九，民營企業發展如果失去本性就會一敗塗地。什麼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本性呢？沈玉龍認為，就是速度快、效率高和對客戶負責。現在有的民營企業就把這個本性丟了，要和國企比塊頭，製造煩瑣的流程，搞了一套一套規章製度，對市場和客戶的反應速度變慢。
沈玉龍最後總結說：“千萬不要把浙商的成功歸結為一種模式，他們是在實踐中走出來的，他們做生意，做市場的經驗不是書本和學校裏教出來的，而補上做生意這一課，恰恰是我們現在內地很多的企業必須要學的。”
事實上，浙商的小農意識是因為特定的曆史環境造成的，他們的下一代也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但在兩代人交接的過程中，兩種認知的衝突似乎就在所難免。業內專家強調，目前，第一代浙江商人普遍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盡量出國深造，知識的重要性讓他們不想在後代身上留下遺憾。兩代人盡管會有認識上的差異，但這些矛盾也不會一下子爆發，交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對於浙江民營企業的家族繼承，我們要樂觀一些。
三、傳統浙商到新浙商的轉型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浙商通過產業結構升級、管理體製轉型、社會責任感增強等方麵的變動，嶄新的浙商形象已經開始顯現，並逐步得到社會的認同。業內專家考察了浙商的成長及其轉型，認為非經濟因素對浙商崛起與形象重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研究這一現象，不僅有助於認識當代浙商的新形象，而且還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的啟示。確實，崛起於近代的中國浙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逐步顯示出厚積薄發的強勁力量，人們思維定式中的浙商傳統形象正在發生明顯的改變，並且隨著浙商的異軍突起，新浙商的形象也越來越清晰，傳統浙商轉型為新浙商已是不爭的事實。
1.產業結構的轉型
應當承認，浙商一開始在產業結構的選擇上就以市場為導向，單個企業規模不大，產品也“小”，所經營的皮鞋、服裝、眼鏡、打火機、低壓電器等幾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資金投入不多的商品。這一產業結構的格局固然是浙商出於自身的發展考慮，但是小商品卻擁有大市場，不僅創造和增加了財富，也為經濟發展增添了活力。正是有了這第一步，才使許多人從打鐵匠、修鞋匠經曆了向上流動的軌跡。他們認識到小規模的低端產業結構如果不提高，將會麵臨來自各方的壓力。於是，浙商這個善於學習和吸收的優秀商人群體，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按照經濟發展規律進行產業升級，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模式，逐漸演化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創業者，並跟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加速產業結構的轉型。他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特殊曆史時期，學會借助虛擬經濟之手把無地域性公司辦得有聲有色；也學會了通過購買國際公司，用國外的技術和資本賺外國人的錢；還無師自通地撞開資本市場的大門，用資本的杠杆撬動知識經濟。然而，新生代浙商在IT行業顯示出的力量已經可以與老一代浙商在傳統製造業中的業績相媲美了。新生代浙商憑借自己的知識和老浙商的膽略，在知識經濟時代使財富一夜飆升。新浙商代表——IT財界巨子陳天橋、網易創始人丁磊、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等，以其獨特的創業神話，一改浙商的傳統形象，與老一輩浙商們相比，起點更高、視野更廣的新生代浙商演繹著與老浙商完全不同的創富神話。更值得傲視群雄的是，在陳天橋、丁磊、馬雲等新生代浙商巨子之後，是浙江以及杭州灣IT產業帶迅速崛起，成為繼北京、上海、深圳後我國重要的通信及IT產業基地。2004年，僅杭州的信息產業產品銷售收入就達到909.45億元，其中軟件產品銷售收入198.43億元，軟件業從業人數達2.37萬人，IT產業居北京、深圳之後，排名第三。有9家企業進入“2005年浙江省軟件業十強企業”，12家企業進入“2004年中國軟件產業百強”，3家企業入圍“2004年中國獨立軟件開發企業最大規模前30家企業”，6家企業躋身“2004年中國電子政務百強企業”，15家企業被列入國家規劃布局內的重點軟件企業，14家軟件企業上市，證券市場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杭州軟件”板塊。另外，浙江的行業網站贏利模式，也得到了讚許，除了著名的阿裏巴巴B2B網站外，中國化工網、全球紡織網、中國包裝網、中國建材網等數十家行業門戶網站，幾乎沒有一家不賺錢的。
越來越多的專家指出，“杭州軟件業與網絡業的成功，決定因素是浙商的頭腦和浙商的資本。杭州的軟件、網絡企業的中堅力量是新生代浙商，無論是資金、市場還是技術，都靠新生代浙商支撐”。確實，近年來，浙商群體中不斷湧現出了像馬雲、陳天橋、方興東、江南春、李書福等在全國新經濟領域、新商業模式以及自主創新上卓有成績的一批人。杭州乃至浙江IT產業的迅猛發展無疑為浙商從傳統產業轉型到新興的朝陽產業，以及浙江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提供了新的契機。但是隨著浙江的經濟發展繼續保持著快速的增長，浙江經濟已出現了下滑的疲態，究其原因就是從2003年開始，浙江開始出現資源短缺，即生產要素荒。“首先是土地、電、水、原材料、資金等生產要素和環境製約”。正是這些生產要素荒嚴重地製約了浙江經濟快速的增長。“耕地銳減、能源困局、環境汙染和投資代價趨大”，浙江經濟年年實現高增長，但與之伴生的“負效應”也同樣“可觀”。浙江為GDP的增長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發展受到資源要素緊缺的嚴重約束，浙江已是中國缺電最嚴重的地區，全國電力缺口一半在浙江，缺電情況在全國最嚴重。自2003年起大規模拉閘限電，此後兩年拉閘限電所損失電量占全國的份額高達54%和49.7%，大量生產能力放空。大規模停電使得企業單位產品固定成本提高15%～20%，浙江省因大量啟用柴油發電，增加企業運營成本數十億元。土地的製約進一步加大，可用耕地最多隻能再支撐10年，不少工業投資項目和招商引資項目，因沒有土地而無法實施。環境汙染嚴重，汙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生態環境承載力已基本達到飽和。由此，大批企業無地建廠，無電開機，無工可用。同時，“浙江的產業層次偏低，產業高度化又不足。直到2004年，浙江工業生產增長貢獻率最高的產業依然是紡織業，其對第2位的產業還保持近5個百分點的領先優勢。近年來，高新技術產業不斷成長，但離規劃目標差距很大。高新技術產業占浙江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僅為7.78%，在全國排在第16位，比1998年還後退了4位。進入新的增長階段，浙江現有主體產業麵臨生產能力過剩、資源供給趨緊、競爭格局變化的新壓力，增長潛力受到很大製約，增長優勢削減”。相當部分企業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進步的必由之路。據浙江省統計局統計，2004年浙江省年產值500萬元以上規模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合計46.9億元，隻占銷售收入的0.28%，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甚至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也正是受技術創新能力的限製，浙江工業總體上形成了以低成本、低價格、低收益為特征的數量擴張為主的發展模式，最終使得吃老本的發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麵對困境，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已成為浙江擺脫困境的一大對手，因為發展第三產業在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緩解資源和環境要素製約、緩解就業壓力、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強地方財力等方麵起著重要作用。所以發展第三產業，提升第三產業在三大產業中的比重成為浙江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突破口。如何發展第三產業呢？浙江將發展的重點鎖定在現代服務業上，在堅持做強做優傳統服務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旅遊、會展、物流、信息、金融等現代服務業，促進新型產業體係的構建。無疑，作為第三產業重要新興部分的IT產業大發展應該正當其時。那麼，如何大力發展IT行業，推動浙商轉型和浙江經濟發展模式的兩個轉型，業內專家認為應該具備以下幾點：
第一，政府應加大對軟件產業的扶植力度，通過積極的扶持政策與措施，支持IT產業的快速發展。在浙江省，已經出台了《關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幹政策的通知》，形成了從投融資、稅收、技術、分配、人才、行業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麵進一步促進軟件產業發展的較為完整的政策體係。同時，“十五”期間，浙江省政府確立了把軟件產業作為主要支柱產業發展的政策，製訂了軟件產業專項發展計劃，“十五”期間每年撥出1500萬元軟件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通過連續幾年省財政軟件專項資金項目的有效實施，起到了政府資金“四兩撥千斤”的推動作用，促進了軟件產業結構調整，一批軟件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一批軟件企業迅速成長，浙江省軟件產業的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浙江經濟的轉型。
第二，積極建立上規模、上檔次的軟件基地，使IT行業形成產業集群，從而發揮產業集群的優勢，迅速推動IT產業的快速發展。因為軟件園區可以聚集一大批骨幹軟件企業，聚集和培養高級軟件人才和軟件骨幹，聚集開發拳頭軟件產品。迅速增強企業的實力和競爭力。如杭州中磁公司、西湖數源、天橋國際、浙江科華等都開始積極投入軟件園的建設，積極發揮軟件園企業集聚和產業基地作用，初步形成了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的軟件產業基地。事實說明軟件園區已成為浙江軟件產品開發基地、生產基地、出口加工基地、技術培訓基地、中小企業孵化基地和軟件產業發展基地，有力地推動了IT產業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