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唐前期土地買賣政策的效應
1.唐前期土地買賣政策效應呈階段性遞減
唐前期國家土地買賣政策主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製土地市場交易行為，通過直接方式配置土地資源， 以實現限製土地買賣，抑製土地兼並的政策目標，從而維護均田小農對土地穩定地占有，保證國家的賦稅。但唐初限製性土地買賣政策效應明顯，土地買賣隻能在政府的嚴格控製之下進行，非法買賣土地的現象也不甚嚴重。
（1）土地買賣政策與土地分配政策相適應，土地買賣政策維護抑製土地兼並、均平占田的意圖十分明確。
唐立國之初，政權處於極不穩定的環境中，南北國土處於數以百計的武裝力量的分割占領之下，而北方的突厥正處於曆史上最強盛的時期。當時“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穀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 所謂“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唐初李世民執政時，統治集團內部與唐高祖李淵、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舊部尖銳的矛盾也是危及政權穩定的重要因素。唐王朝麵臨內憂外患的嚴峻現實，穩定政權，鞏固統治是其土地政策的理性選擇。表現在土地分配政策就是貫徹“抑製兼並，均平占田”的均田製；反映在土地買賣政策上就是嚴格控製土地買賣。隋末社會大動蕩和隋王朝由極盛僅傳二世便土崩瓦解，以“隋亡為鑒”是唐初統治者製定政策不可回避的因素。高祖、太宗均親身經曆了隋煬帝的暴政和全國農民大起義的戰爭風暴，目睹了隋朝由盛而亡的過程。因此，唐初統治集團在處理土地問題時，為了不再蹈隋煬帝的覆轍，比較注意協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較認真地貫徹執行了以抑製兼並為準繩的土地分配政策。
唐太宗即位後，經過隋末的社會大動蕩和突厥的不斷南侵，戰亂之餘，又遇到連年的自然災害，乃至於“米鬥直絹一匹”，“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自伊洛之東，乎海、岱”的廣大地區到貞觀六年時還“萑莽巨澤，茫茫親曆，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完全是一片殘破的景象。未受戰亂侵襲的秦隴之北，直到貞觀十四年還仍然是“城邑蕭條，非複有隋之比”。 就連都城長安附近，到貞觀四年唐太宗狩獵時仍然是“野人多藍縷”。 可見貞觀前期社會經濟凋敝情況之一斑。而且經過隋末的大動蕩，唐初“戶不滿三百萬”，以每戶五口計，當時全國的總人口僅1500萬左右，勞動力的奇缺也給農業的恢複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地廣人稀的客觀條件成為實施均田製的基礎，為了恢複農業生產，必須解決勞動者與土地結合的問題。因此，“均平占田，抑製兼並”的土地製度仍是唐前期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國策。
在均田製的製度安排下，不論是國家的官吏還是一般的普通百姓，甚至包括軍人、商人、道士、僧尼、官戶等，所占的土地國家都有不同的規定，不準額外多占地，否則便以限外占田處置。這一時期雖存在著土地買賣，但卻被政府嚴格地加以控製，土地買賣隻能在政府許可的範圍內進行。允許買賣的土地“謂永業田，家貧賣供葬；及口分田，賣充宅及碾磑邸店之類，狹鄉樂遷就寬者，準令並許賣之”。國家除了對各種土地買賣進行限製之外，還對違法的土地買賣製定了嚴厲的打擊措施，“諸賣口分田者，一畝笞十，二十畝罪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還本主，財沒不追。”政府對地方官吏違禁土地買賣及土地兼並給予打擊。如澤州前任刺史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長孫順德替任後，皆“奪之以給單貧”。所以，在高祖、太宗時期，土地買賣隻能在政府的嚴格控製之下進行，非法買賣土地的現象也不甚嚴重。可見，唐前期土地買賣政策維護抑製土地兼並、均平占田的意圖十分明確。
（2）唐高宗、武後時期，政府雖出台政策懲罰買賣土地者，但政策效應日漸式微。限製性土地買賣政策與土地分配政策、土地賦稅政策之間的矛盾，造成賦稅嚴重不均，無法緩和土地買賣的日益嚴重的趨勢。
唐高宗、武則天以後，執政者繼續推行限製土地交易的土地買賣政策，麵對土地買賣的禁令屢被突破的現實，政府不得不重申違禁買賣土地的處罰，土地買賣逐漸發展起來。土地買賣在政策允許範圍內買賣，如家貧無以供葬者賣永業田，建置住宅、碾磑和邸店，狹鄉樂遷寬鄉者賣口分田，官吏的賜田，五品以上和勳官的永業田買賣有所發展。非法的土地買賣卻屢禁不止，如鹹亨中，員半千“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 一般百姓賣地者則更多，如武則天時，“貧弱者眾，……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甚至“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合法的土地買賣和非法的土地買賣同時並進，使這一時期的土地買賣日益發展起來。唐王朝為限製土地買賣，欲從土地交易的需求方入手，控製土地交易。《新唐書》卷五一《食貨誌上》載：“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強兼並，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但從這條禁令也可窺見當時土地買賣發展的趨勢，說明口分永業田買賣的現象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出台政策懲罰買地者，其政策效應日漸式微。因為土地買賣的日益發展，土地兼並無法抑製，加之土地分配政策與土地賦稅政策之間的矛盾，造成賦稅負擔嚴重不均，此時租稅徭役也比唐初大為沉重繁多。許多貧苦農民都是被封建國家的租稅徭役所迫而賣掉土地的，不根絕這些問題，土地買賣的加劇是無法緩和的。
（3）唐玄宗時期，麵對土地買賣頻繁、土地兼並劇烈的必然趨勢以及買賣土地的普遍化、非法買賣無力禁止的客觀現實，終使限製性土地買賣政策麵臨終結。
玄宗朝續高宗、武後朝之餘波，土地買賣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麵，土地兼並劇烈，政府仍實施嚴格的土地買賣政策，三番五次地出台詔令限製土地交易，旨在推行均田製，但效果甚微。開元時詔書中言：“不許買賣典貼，如聞尚未能斷。” 天寶時詔書中雲：“違法買賣，……遠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厘革，為弊慮深。”但麵對土地買賣頻繁、土地兼並劇烈的必然趨勢，這些詔令的作用微乎其微。開元天寶時期“兼並之風，有逾於漢成、哀之間”，德宗時“恣人吞並，無複畔限”。土地買賣突破政府土地買賣政策的製約，人們不顧政府的限製普遍買賣土地，政府對非法買賣也無法禁止。雖然唐玄宗時下令“若有違犯，科違敕罪”，“自今已後，更不得違法買賣口分、永業田”，“無官者杖四十，有官者錄奏處分”；代宗時對違法買賣敕令“切加禁止，若界內自有違法，當倍科責”，但效果甚微，違法土地買賣終於使封建政府的“製度弛紊，強理墮壞”。另一方麵，土地買賣已不再是零散的和局部的了，而是相當普遍，上自王公貴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成為土地的買賣者。買地者不僅是權勢之家，一般百姓購買土地者也越來越多。天寶六載（747年）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裏戶籍殘卷中登載鄭恩養有12畝買田，索思禮有14畝買田，安遊憬有25畝買田。這種情況在天寶之前的戶籍上是沒有記載的，天寶以後不斷變多。土地買賣突破政府的控製向市場化方向過渡。唐初土地買賣基本是在封建政府的許可範圍內進行的，在高宗、武後時已出現違禁的土地買賣。唐前期，土地買賣尚屬遲滯發育階段。趙雲旗先生歸納了三個特點：第一，土地買賣的零散而不普遍；第二，人們追求土地的意識不突出，土地兼並之風還不激烈；第三，土地買賣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超經濟強製手段特別明顯。
2.土地買賣政策是推行均田製的重要手段，是均田製的邏輯延續
從土地政策體係來理解，唐前期的土地買賣政策與均田製是相適應的。均田製是土地買賣政策的前提和依據，唐前期的土地買賣政策是均田製的邏輯延續。
唐前期，政府在不觸動大土地所有製的前提之下，沿襲了北魏以來的均田製，並使之完善，成為中古田製的典型代表。政府推行均田製的目的是通過扶植、保護自耕農來保證賦稅收入。要扶植自耕農，就要解決農民無地或少地問題。國家把一部分官荒地分給農民墾種，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無地或少地的問題，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為保證自耕農階層對土地的穩定的占有，國家製定並實施相應的土地買賣政策，限製或禁止土地買賣，抑製土地兼並。
唐政府限製豪強兼並的手段主要有：限製地主豪強的占田數量；通過檢括戶口來與豪強地主爭奪勞動人手；限製土地買賣等。其中限製土地買賣是關鍵。從唐初起至唐開元天寶年間，各朝政府都沿襲限製土地買賣的政策。隻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才可以賣永業田。“樂遷就寬鄉”或“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才可以買口分田。若嚴格照此規定，可賣之地仍然極少。而且，唐田令對上述土地的買賣還做了以下的規定：“諸買地者不得過本製”，“凡買賣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賣買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不僅對土地買賣進行相當嚴格的限製，而且，連土地的帖賃及質，都有限製。唐田令關於限製土地買賣的規定，在《唐律》與《唐律疏議》中得到重申。即便是高宗、武後以後，對土地買賣的限製還是始終堅持。至唐玄宗天寶年間還發布詔令，重申“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田”。以均田製為主體的土地分配政策在唐前期得到了廣泛的貫徹實施，廣大農民通過國家授田獲得土地，與均田製相配套的土地買賣政策對土地買賣作了種種限製。這些政策舉措無疑減少了農民買賣田地的機會。政府對土地買賣采取的是嚴格控製土地交易的對象與範圍，以達到調控土地流轉速率，維護均田製的政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