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線路還可以經中亞草原直通歐洲。其中碎葉城就是東西商貿的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北經中亞草原，越過烏拉爾河、伏爾加河直至歐洲。由於這條路線曲折偏僻，道路險阻，所以每年的貿易額有限，遠不如傳統的絲綢之路繁榮興旺。在五代十國時期，我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上交通線進行的，同時對外口岸和貿易額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貿易口岸的數量看，除了原有的廣州外，還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溫州、明州、台州、金陵、揚州、登州、萊州等港口。
金陵、揚州由於是通過長江口與海外進行貿易，故其對外貿易的繁榮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與泉州港都隸屬於閩國，也都是這一時期新建的對外貿易口岸。
杭州、溫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於吳越國境內，對外貿易比較頻繁。其中的杭州是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的大港口，許多商船從這裏出發，駛向新羅、日本乃至遠航至占城、大食。
五代十國時期，官營商業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對一些特殊物資的控製上，而且經營規模較大。如楚國直接經營茶葉貿易的情況，吳國楊行密曾派遣軍將把萬斤茶貨運往汴州售賣，後漢派三司軍將路昌祚到湖南販茶，適逢南唐滅楚，被俘至金陵，南唐政府問明情況後，根據損失的茶葉數量，補償其1.8萬斤。以上這些都是官府經營商業的例子。
不僅內地存在官營商業的現象，即使在少數民族中也有官營商業的情況存在。如契丹曾派人以羊3萬隻、馬200匹赴南唐販賣，就是一種政府行為。
大批官僚上到皇家成員、後晉貴族，下到地方官員參與了商業經營，這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與政府無涉，但其經營之廣，規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現象。
五代十國時期，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的趨勢不斷擴大上，從而使商品的種類進一步增加。
這一時期，南北方的貿易從唐代的以糧食、絹布為大宗貿易商品而轉變為以茶馬為大宗貿易商品，即北方的羊馬與南方的茶葉相互輸出。隨著飲茶風習的盛行，飲茶風習逐漸由上層向社會下層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貨數額有了較大的增長。因此，茶馬貿易逐步發展，後來成為內地與周邊民族貿易的最主要形式。
五代十國時期，海外輸入我國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寶、藥材、象牙等質輕而價重的商品。這一點與唐代相比並無大的變化，所不同的隻是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輸入量有了較大的增長。
最大的變化在於中國對外輸出的商品種類，除了傳統的絲綢外，茶葉、陶瓷以及銅鐵製品等都成了對外輸出的大宗商品。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經濟發展滯後於南方，而南方諸國經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中經濟作物生產的不斷擴大上，從而為商業貿易提供了不少新的商品種類。
在當時，除了茶葉、桑蠶生產繼續發展外，在蔬菜、水果、養蜂、養魚、種藥、花卉等行業都出現了專業化生產的發展趨勢。反映了當時商品種類的增多情況。
比如許多農民變為專業化的菜農，以種菜賣菜為生活來源。再如因南方水果大量向外地銷售，出現了專門從事水果經營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