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前兩天，朋友告訴她，說他走的時候，手裏還握著那兩個掛墜和一串手珠，聽到這她的眼淚就禁不住掉了下來。她知道他是心願未了，他不舍得離開，因為他還沒有見到她的女兒。
在與他交往的時候，她總是把女兒掛在嘴邊，於是，他對她的女兒慢慢就熟悉了。偶爾的電話裏，她女兒還跟他說過幾句話，他總是笑她說她女兒的普通話比她的好多了。
有一段時間，他說他感覺他很快就要走了，他說要送她一罐他親自疊的幸運星，希望那些幸運星能保佑她和她的女兒，可她一直都沒有把她的地址給他，她還說，希望他到時候能親自把幸運星交給她們。她擔心他把幸運星寄給她們後就這樣去了，不如就讓他牽掛著，這樣他就會有信念活下去。
後來他說想見見她的女兒，她還是不讓。誰知道他就這樣走了，走的時候也不給她一個音信。
其實，從東北回來後，她跟他的聯係就比較少了。說實在的，她很自私，她怕傷感，她怕生離死別，怕知道他突然不在了的消息。與其這樣，不如淡淡的好，這樣，即使他走了，她可能就不會那麼難受。
可是，她錯了。當聽到他去了的消息後，她還是禁不住淚如雨下。本來不想讓自己的情緒感染家裏人，可她還是沒有辦法控製自己，最後當著女兒和丈夫的麵哭了起來，把他們都嚇壞了。
他走了，她就像失去了自己的親人一樣。記得今年清明的時候從電話裏得知她外公去了的消息，她也是這樣的痛哭。記得以前有一段時間他的電話關機，網上也沒有他的蹤跡的時候，她以為他不在了，也痛哭了一回。現在，他是真真切切地走了，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聽朋友說，他走的時候很安詳，他好像知道自己會走了似的。他走之前，把自己有價值的器官都捐獻給醫院了，然後要求把自己的骨灰灑在鬆花江裏。朋友在整理他的遺物的時候，發現他一張相片都沒有留下。
他走的時候，剛好是他生日那天，而作為他的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她卻把他的生日給忘了，她不能原諒自己的疏忽，她不能原諒自己的大意，為什麼在他走了的時候，都不送一個祝福給他。不管她是怎樣的為自己的不應該而懊悔，都沒有用了，雖然她知道他不會怪她。
是的，他不會怪她，他隻會默默地牽掛她，關心她。他怕影響她的生活，他希望她幸福，他不想她不開心。在他們認識的兩年多的時間裏，他們一直都是互相鼓勵，他們是網友，他們也是親人……塵封的友誼1945年冬，波恩市的街頭，兩個月前這裏還到處懸掛著納粹黨旗，人們見麵都習慣地舉起右手高呼著元首的名字。而現在，槍聲已不遠了，整個城市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恐懼之中。
奎諾，作為一名小小的士官，根本沒有對戰爭的知情權。他很不滿部隊安排他參加突襲波恩，然而，更糟糕的是，這次行動的指揮官是巴黎調來的法國軍官希爾頓，他對美國人的敵視與對士兵的暴戾幾乎人盡皆知。接下來兩個星期的集訓，簡直是一聲噩夢，惟一值得慶幸的是，奎諾在這裏認識了托尼——一個健碩的黑人士兵，由於惺惺相惜，這對難兄難弟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使波恩儼然成為一座無險可守的空城，占領波恩，也將比較容易。而突襲隊的任務除了打開波恩的大門外，還必須攻下一個位於市郊的陸軍軍官學校。而希爾頓的要求更加殘忍，他要求每個突襲隊員都必須繳獲一個鐵十字勳章——每個德國軍官胸前佩帶的標誌。否則將被處以鞭刑，也就是說突襲隊員們要為了那該死的鐵十字而浴血奮戰。
突襲開始了，法西斯的機槍在不遠處叫囂著——不過是苟延殘喘罷了，在盟軍戰機的掩護下，突襲隊順利地攻入了波恩。然而他們沒有喘息的機會，全是因為那枚鐵十字。在陸軍學院，戰鬥方式已經轉變成了巷戰，兩小時的激烈交火，德軍的軍官們漸漸體力不支，無法繼續抵擋突襲隊的猛烈進攻，他們舉起了代表投降的白旗。突襲隊攻占了學院之後迅速地搜出每個軍官身上的鐵十字。手裏攥著鐵十字的奎諾來到學院的花園，抓了一把泥土裝進了一個鐵盒，那是他的一種特殊愛好，收集土壤。他的行囊中有挪威的、捷克的、巴黎的，還有帶血的諾曼底沙子。他正沉浸在悠悠的回憶中，托尼的呼喚使他回到了現實，托尼神秘地笑了笑：“夥計，我找到了一個好地方。”
他們的休息時間少得可憐，奎諾跟著托尼來到了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從豪華的裝飾來看，這個辦公室的主人至少是一位少校。滿身泥土和硝黃氣息的奎諾驚奇地發現了淋浴設備，他邊嘲笑著托尼，邊放下槍支和存放著鐵十字的行囊，走進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個澡。當他出來時，托尼告訴他說希爾頓要來了，他要了解傷亡人數，當然，還要檢查每個士兵手中的鐵十字。他馬上穿好衣服背上槍支、行囊，與托尼下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