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警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他，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裏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複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這中間，和他見麵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裏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裏，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賞析】
本文於1938年8月寫成大部分，至1939年春完稿，1940年1月上海宇宙風乙刊社出版了此文的單行本。
魯迅是鬱達夫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鬱達夫在魯迅生前與其過從甚密。鬱達夫曾替魯迅調解與他人的矛盾，替魯迅調解與北新書局的糾紛，為其他編輯者向魯迅約稿等等，這一切都顯示出二人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在作於1936年12月24日即魯迅逝世後第五天的《懷魯迅》一文中，鬱達夫給了魯迅極高又極準確的評價，他對魯迅的認識比一般人都深刻得多。他曾說要認識中國的國民性，隻要看看《魯迅全集》就夠了，這真是十分有見地的話。
作者在序言中介紹了寫作此文的背景，接著轉入正文，按照時間的先後，逐一介紹了與魯迅初識到相知甚深的交往過程。
《回憶魯迅》一文通篇都是以片斷的形式聯綴起來的，中間記敘了很多與魯迅有關的事。作者在此不重文章章法（多片段的連綴，使文章顯得有些零亂），而是看中文章整體的協調與內在的一致，以一種對魯迅的深切的愛與尊敬來統攝全篇，使我們讀來覺得渾然一體，一氣嗬成。由於與魯迅來往頻繁且關係密切，作者便能熟知許多關於魯迅的情況，比如魯迅“對於目蓮戲有特別的嗜好”，魯迅做事的井井有條，魯迅對於杭州的不滿意等等，這些記敘都有非常有意義的史料價值，是研究魯迅的好材料。
鬱達夫對魯迅的描寫是多側麵多角度的，所選取的事件都能很好地體現出魯迅的思想、性格特點以及興趣愛好，讓對魯迅不了解的人一下子就能獲得全方位的關於魯迅的信息。作者在敘述事件時用語極為精練，沒有過多的鋪敘渲染，三言兩語便將一件事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給人以非常簡潔、利落之感。這也是鬱達夫人物回憶類文字的共有特色。
鬱達夫在此文中，表現了對魯迅的深深的敬重。他在萬國殯儀館裏“一麵看到魯迅的遺容，一麵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裏快快樂樂地跑時”，覺得自己他的心“真得有點兒絞得難耐”。讀著這樣的文字，我們也被深深打動了。一個對魯迅沒有深切的愛的人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鬱達夫正是因為對魯迅愛得太深，所以他對魯迅的觀察是細致入微的。在沒有日記一類資料在手頭的情況下，作者僅憑記憶寫下的文字能如此翔實準確，可見他對魯迅是何等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