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獰惡侵略者麵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裏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麵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象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裏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麵，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裏對麵）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裏，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令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的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裏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在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裏，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得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那一部書裏，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那句詩的原意，卻就係指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鄰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凶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舍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裏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麵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那裏，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
“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隻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裏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裏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讚成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麵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