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的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隻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帳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帳，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帳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麵，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始給魯迅的舊帳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出的托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的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麵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麵，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了訟，完全係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而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發青，從座位裏站了起來，大聲的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隻有我起來做和事老；一麵按住魯迅坐下，一麵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麵的誤解處，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美國的語堂耳裏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在景雲裏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麵，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隻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藥，後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曆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裏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隻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