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切斯特頓先生有一次歎息著說，報紙爭論的藝術在今天隨著“堅定信念”衰落而衰落。切斯特頓先生認為，這就是“新舊報刊的主要分界線。現在關於政治、哲學或宗教問題的絕大多數討論中很少有明確的判斷，還隻是一種互不牽涉的孤立研究——似乎作者在觀察和描繪鳥的飛翔”。
他錯誤地以為堅定信念的缺乏是當今社會的弊端。這種對待真理的冷漠、遊離態度，他比之為自然科學家對鳥飛的觀察，其實用中國“蜻蜓點水”的比喻更為恰當，這種事在中國屢見不鮮。切斯特頓正確地把這種態度歸因於“當代社會懷疑論的裂變”。然而，懷疑論跟古雅典一樣陳舊，在中國，我們隻會說這種當代思想病正是道教和莊子認識論的遺症。總之，莊子真理和杜威真理披著同樣的外衣。例如，切斯特頓先生哀惋地追溯古代，“那時人們尚有些宗教或哲學的根據可參考”。現代帝國主義者說：“我認為你要推翻國王的企圖是違反基督精神的。”社會主義者會反駁：“我認為你要消滅黑人的政策是可鄙的。”如果莊子晚於1905年才出生，如果他參加了帝國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的那場舌戰，他會嘲笑這些仁人君子的“堅定信念”，他會捧著臉來笑個不停，拉長的麵龐猶如標出個大問號。
在此我不想為懷疑論辯護，不論它是時髦的還是陳舊的，我隻想描述一下我心頭的紛亂。這種紛亂盤根錯節，常使我在許多事務中手足無措，舉步維艱。我記得上大學時正值歐洲戰爭爆發，我很嫉妒同學們的信念，他們堅定地說，這次戰爭是德國人挑起的，唯德人須引其咎：後來俄國脫離協約國進行舉世無雙的社會政治試驗，即所謂布爾什維克革命，我的同學甚至一些教師明確、堅定地認為布爾什維克十惡不赦，我對此印象尤深。我知道，如果我要對布爾什維克形成這樣明確、堅定的看法，那得經過長期艱難、痛苦，我的困惑並不僅僅限於學院內關於社會或政治問題的討論。不僅教授和大學生的堅定信念使我懾服，甚至商人也對我有同樣的效力。這兩個階層的聲調如此相像，以至於很難判斷誰應受到切斯特頓先生更多的讚揚。有一天，我要為辦公室添置一台雷明頓牌打字機，我倒並不是特別要買雷明頓牌，在我看來，安德伍也很好。我一生分不清安德伍和雷明頓兩種牌號的特點有何不同。一句話，我對東西不抱任何信念。我去雷明頓牌的銷售處而不往安德伍牌處，純粹出於偶然。但我驚訝地聽人說，雷明頓與安德伍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後者沒有一個保護鍵的半圓彈簧。他說，嗬，兩者簡直無法相比，他們以為我應該聽說過“大商人喜歡用雷明頓”。我坦白地對他說，我沒有大商人的頭腦，也不想有那樣的頭腦，我現在已過三十五了。他悄悄地告訴我，幾年前有家大型的打字機公司因不善經營差點破產。這使我在紛亂的心理中比以前陷得更深，為了自拔，我默默地買下了他的機子。
選擇香煙也是我心理紛亂的又一例證。我的神經非常敏感，煙癮非常之大，總是信任雪茄或煙鬥，不信任卷煙。因此人們不能責備我缺乏鑒賞家鑒別煙味的能力。但至今我仍說不清哪個品種最好。我接連試抽過絞盤牌、金葉牌、法蒂瑪牌、威斯敏牌、三堡牌和懦夫牌“A”型煙，但我不能稍具信念地判斷哪一種最好。我經常愛抽絞盤牌，那是因為它的煙味穩定不變，但抽絞盤牌者的正直道德觀也刺激了我的神經。我一直認為，抽尼姑牌的純然樂趣，既在煙味本身，也在抽煙人的情緒。有時我抽二十銅元一包的紅仙女和抽高五倍價錢的絞盤牌感到的愉快是一樣的。就抽煙來看，我是懦夫、變節者、機會主義分子，在這件事上我沒有固定的信念。我可能今天舍棄臥椅牌，下周的某個晚上心血來潮時又抽起“臥椅”，並突然覺得“它們令君銷魂”。沒有別的牌子，我也願吸“駱駝”，但我決不“長途跋涉找駱駝”。
何必還要舉例呢？從高深的哲學課題到瑣細的廚子問題，莊子的認識論都使我困苦不堪。有一天，我含糊其辭地說出醫院雜工該給小費但護士不該給的想法，一位女同胞蔑視著我，振振有詞地予以反駁，那架勢仿佛公理、習俗、尊嚴都在她身上。我妒嫉她清晰的思維和透徹的表述。孫中山博士無疑是一位比卡爾？馬克思更偉大的經濟哲學家。一位經濟學教授逼視著我，向我闡述過他的這一觀點時，慷慨激昂，唾沫四濺，我感到他有必要用防腐液或別的除臭劑之類嗽嗽口，可他不是沒有向我這樣保證嗎？
中國有臭蟲嗎？
作為一個君子，對於這一類的題目我是不發表意見的。可是對於種種不同的——從辜鴻銘、胡適、張宗昌以至白蓮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黨部，關於這問題所代表的意見態度，我卻是熟悉的。他們的不同意見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寫了關於“部落偶像”、“洞穴”、“市場”和“戲劇”等的文章，可是我們會發現這些人類心理的偶像在這惱人的題目上的不同意見，卻有著更新奇、更豐富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