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索爾仁尼琴的交往
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舉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國際學術研討會”。那天早晨9點多鍾，會議開幕式前夕，莫斯科大學文化宮外大廳裏雲集著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這時候，我發現大廳裏有一位身材中等、蓄著大胡子的俄羅斯人周圍簇擁著好多人，數架照相機、攝像機的鏡頭紛紛對準了他，照相機的閃光燈閃爍不停。我雖然站在遠處，但覺得被眾人簇擁的那個人很像是俄羅斯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A.索爾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確定，詢問了身邊的一位俄羅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後，我當即向他走去，我不能錯失良機。我擠開人群，走到索爾仁尼琴的身邊。麵對一位長著東方麵孔的學者，索爾仁尼琴先是一愣，隨即便麵露笑容。我做了自我介紹，當我說自己是來自中國北京大學的教師時，索爾仁尼琴插話說：“我有一個兒子是學中文的。”與索爾仁尼琴的談話就這樣開始了。我向他簡單介紹了他的作品在我國的譯介情況。我告訴索爾仁尼琴，他的小說《古拉格群島》（4）在1981年就被譯成中文，並於1982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中國讀者見到這部作品比作家的同胞俄羅斯讀者還要早7年。索爾仁尼琴對此既感到驚訝，又十分高興。隨後，我又向他介紹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馬特廖娜的小院》、《克雷切托夫卡車站紀事》、《為了事業的利益》、《癌病房》等作品在我國的譯介情況。從與他的談話中得知，索爾仁尼琴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他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都很不了解。我本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向他介紹更多的情況，但會議即將開始，且還有人想與他談話，我們的談話隻能草草結束。我向他提出合影的請求，他愉快地答應了。遺憾的是，那天我的照相機不爭氣，閃光燈出了問題，等我把底片衝洗出來一看，我與索爾仁尼琴的合影是一片空白，後來每每想起這件事總是後悔不已……
2003年12月11日，是索爾仁尼琴誕辰85周年紀念日，為紀念這位作家誕辰，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俄羅斯國家文學藝術檔案館和“俄羅斯僑民”基金會圖書館（5）於當年12月17至19日在莫斯科聯袂主辦“索爾仁尼琴：藝術創作諸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作家索爾仁尼琴1994年回到俄羅斯後第一次就他的文學創作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與會正式代表大約有60多人。除了有來自俄羅斯各地的評論家和作家外，還有來自英國、美國、法國、烏克蘭等國的專家學者。我也有幸被邀參加這次高水平的國際學術會議，並作了大會發言。
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評論界的索爾仁尼琴》。我的發言分兩部分，一是介紹索爾仁尼琴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二是介紹索爾仁尼琴創作在中國的研究現狀（6）。在正式發言之前，我提到了1996年與索爾仁尼琴的短暫會麵以及沒有留下兩人合影的憾事。
我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大會主席H.斯特魯威在征得與會者同意後破例將我的發言時間延長10多分鍾。我的發言結束後，許多代表紛紛舉手，提出了10多個問題，這並非說我的報告有什麼特殊之處，而表明他們對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學者對索爾仁尼琴創作研究的興趣。
大會茶點期間，我與索爾仁尼琴的夫人娜塔麗婭·安德烈耶夫娜、俄羅斯僑民作家兼出版家H.斯特盧威進行了友好談話。當我們談興正濃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走過來並且加入我們的交談。他稱自己是來自加裏寧格勒的一位學者，名字叫巴維爾·福金。他說，1996年6月在莫斯科，他用攝像機攝下了我與索爾仁尼琴談話的珍貴鏡頭。我萬萬沒有料到，我與索爾仁尼琴合影在8年後有一個失而複得的機會，十分高興和激動。我問巴維爾·福金是否還保留著那盤錄像帶，當得到肯定的回答後，我請巴維爾·福金為我轉錄一盤，他愉快地答應了。由於會議結束後我很快就回國了，所以我托付我在莫斯科大學進修的一位友人辦這件事情。說真的，我對此並不抱多大希望，因為有些俄羅斯人說話不算數……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那位友人進修結束從莫斯科歸來，把巴維爾·福金寄給他的錄像帶交給了我。
索爾仁尼琴在俄羅斯和全世界是一位有爭議的作家。我也是一分為二地看待索爾仁尼琴的。在那次學術研討會上，我在發言中最後說：“我們應當看到兩個索爾仁尼琴。一個是作為政治活動家的索爾仁尼琴，另一個是作為作家的索爾仁尼琴……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我們去研究這位在其創作中反映出20世紀整個俄羅斯乃至世界的複雜性、悲劇性和矛盾性的異常鮮明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創作個性。”
與拉斯普京的交往和與索爾仁尼琴的短暫會麵，將作為珍貴記憶永遠刻在我的腦海中。
一份沉甸甸的回憶
王立業
40多萬字的譯稿無助地躺在書櫃裏，它已經在那裏憋了整整兩年。這是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作家巴拉卡耶夫的長篇紀實小說《十三天又十三年》。4年前，我與一家出版社簽訂了翻譯合同，不久赴俄羅斯訪學半年，因忙碌而無法靜坐下來全天候翻譯。當我和一位國內同行一起將小說全部譯完時，卻比與出版社簽訂的合同規定時間晚了5個月，出版社不再同意出版。
看著漸漸布滿灰塵的書稿，像是麵對被醫生拒絕救治、奄奄一息的孩子，憂痛交迭。作家夫人代寫的翻譯授權書已漸漸泛黃，像一塊破舊的被單覆蓋在漸漸灰白的稿紙上，使人不忍久視。然而，透過這堆文字，我仿佛聽到一個300多年前和我們共處一個國度後又飄落異域的民族的呼喊，似聽見我們的兄弟對在斯大林民族政策迫害下所經曆的大災大難的泣血控訴，似覺出一個卡爾梅克作家在表達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熱切願望，同時也是我與作家13年間父子親情的無聲見證。
那是1993年深秋的一天。當時我正在莫斯科大學留學，一位來自東北大慶的何女士要去卡爾梅克談生意，經在莫大社會學係讀自費的一位女同學介紹，讓我給她做翻譯，我沒多考慮，便爽然同意。因為我隱約覺得這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那裏似乎有等候著我的親人。沒顧上討價還價，我便與她上路了。
列車勻速地碾過村落荒野，整個世界淹沒在如墨的夜色中，唯有窗外一閃而過的路燈像一根根巨大的火柴棒，擦地劃起道道昏黃，將我塵封多年的回憶也依次點亮。10年前，我上大四，正準備寫本科畢業論文，我在係裏列出的論題“櫥窗”前徘徊良久，最終也沒找到最適合我的“一款”。記得那天，我在校圖書館不經意地翻看蘇聯過期雜誌，信手拿過一本1963年第9期的《青春》，立刻被一篇名叫《三幅畫的故事》的中篇小說所吸引。配在小說左上方的作家照片很像一位蒙古人，名叫巴拉卡耶夫，怎麼會有這樣一位跟蒙古人長得如此相像的蘇聯人？出於好奇心，我繼續往下看，啊，是寫小孩子的，不應該很難，對，我就以翻譯這篇小說作為我的畢業論文吧。我隨即與我的指導老師水天明商量，導師看後告訴我這是一篇非常感人、非常富有文學含量的小說，你要是有這個勇氣，你就幹下來，我支持，同時也堅信你能譯好。就這樣，以這篇小說的翻譯為發端，開始了我與卡爾梅克、與這個民族代表作家巴拉卡耶夫及其一家的不了情緣。導師說的對，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小說。多少次，我被那揪痛人心的故事打動得熱淚盈眶！小說以舒緩而清麗的文筆向我們講述在蘇聯衛國戰爭中，一個被逐放於西伯利亞的卡爾梅克孩子——鮑利亞，在異地他鄉的淒風苦雨裏，等待著從未見過麵的被發配戰場的父親，結果是父親沒有等著，自己卻先離開了人世，隻留下對生活的眷戀，對父親的渴盼，對理想的憧憬的三幅畫。憑借這部小說的翻譯，我不僅順利通過了學士論文，而且譯文後來被刊登在1990年第2期的《俄蘇文學》上，並配有本人的評論文章《曆嚐人間苦和愛》，獲得了不俗的反響，最重要的是，我無意中成了卡爾梅克文學在中國譯介的第一人。但由於當時對蘇聯地理知識的缺乏和俄語水平的不到位，依稀記得我把故事發生地譯成了“卡爾梅茨”，所以及至上了火車還在疑惑，這次我急急奔往的卡爾梅克和我當年的“卡爾梅茨”是不是一個地方。
接待我們的是卡爾梅克共和國首府埃裏斯塔市政府外事辦主任穆尼揚諾娃女士。她將我們安置在這個城市規格最高的俄羅斯賓館。她說，你們的食宿照例由市政府承擔。第一頓午餐是在鮑娃（穆尼揚諾娃）家，女主人有意為我們接風洗塵。從她的口中得知，我們的何女士遠不是光顧這塊土地的第一個中國人，她的合夥人謝先生早已經成了這裏的常客。第二批中國客人也是謝先生介紹來的10多位中國貴客，不久前也在這兒住了好些日子。他們要在這兒投資建廠的許諾，成了這個共和國人奔走相告的特大喜訊，是埃裏斯塔人最大的期盼。鮑娃告訴我，共和國的報紙與電台早已宣傳中國人要在這裏開辦工廠的消息了，埃裏斯塔人已經物色好了地段，廠房，隻等中國設備一到便開始投產。席間，我問鮑娃，這兒有沒有一個叫巴拉卡耶夫的作家，鮑娃帶著不失矜持的親切告訴我，巴拉卡耶夫是卡爾梅克的頂級作家、共和國委員、俄羅斯作協委員，還是俄聯邦與卡爾梅克共和國多項大獎的獲得者，他就住在埃裏斯塔。鮑娃的回答確證了我當年翻譯的錯誤，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聽說我是《三幅畫的故事》的漢譯者，鮑娃興奮地起身擁抱了我，並隨即撥通了巴拉卡耶夫家的電話，讓我與作家說話。作家的聲音健朗洪亮，說，對你的到來我們表示最熱烈的歡迎；一路辛苦了，吩咐我趕快先休息一下，6點整他將去賓館我的房間看我。
門鈴如約響了起來。當年35歲清臒俊朗的“年輕作家”已是65歲滿頭銀發的老者。但那微顯厚重的單眼皮，那凸起的顴骨和方正的臉盤，那草原人獨有的麵部皺痕，尤其是右腮幫兩顆大大的黑痣，還是使我一下子就認出，他就是我的作家巴拉卡耶夫。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作家激動地說：“歡迎你，我們卡爾梅克人的朋友！”稍事寒暄，作家便邀我和同行的何女士到他家裏去，說家人等我們已經等得好久了。
一進門，我們就被熱烈的氣氛所包圍。滿滿一屋子的人，除了作家的夫人、孫子，還有聞訊趕來的親戚朋友，全都站立門兩旁，夾道歡迎我們這遠方的貴客。餐桌已經擺開：各色紅酒、香檳、飲料，碩大透亮的黑魚子醬，各類肉食、乳製品擺了滿滿一大桌，驚訝得我目瞪口呆。要知道，1993年的俄羅斯，好多人家窮得可是揭不開鍋啊！隨著開香檳的一聲爆響，晚宴開始了。俄羅斯人有宴會上祝酒的習慣，作家站起來，舉杯動情地說道：“今天是我們全家人的節日，也是我們埃裏斯塔人的大喜日子，我代表我的全家，代表全市9萬卡爾梅克人，向來自中國，這個我們親愛國度的客人表示最熱烈的歡迎。作為一個俄羅斯少數民族的作家，我為我的小說被譯成偉大的中國語言而感到十分的自豪，同時我還要感謝尊敬的何女士的到來，是您給我們埃裏斯塔人民帶來了福音，我期待著您的投資計劃早日實現。來，我祝我們的文化交流與經貿合作從此走向繁榮。”話音剛落，電話鈴聲響起，作家告訴我們，是他的女兒從荷蘭打來的，作家撥大音量，隻聽見激動的女高音滿屋子回旋：“爸爸，中國客人到了嗎？”“爸爸，你要去中國可別扔下我呀！”“代我向那位中國的翻譯多敬幾杯酒！”“我把這兒的事忙完就趕回去，讓他們等等我呀！”……大家七嘴八舌地回應著，說笑著，叮囑著……滿屋像是開了鍋，熱鬧極了。許是年老的人都愛說古，但對中國有著特殊感情的巴拉卡耶夫不僅僅是說古，而且在講述著卡爾梅克人與中國人的血肉親緣。重新落座後，作家感歎地說，我們卡爾梅克人是成吉思汗的後代，就種族而言，我們是最親近的啊！兩杯酒落肚，作家的話匣子打開了。他像講故事一樣講道：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卡爾梅克人的先民從蒙古西部和準格爾地區移居伏爾加河下遊地區講起，講他們在異國的土地上如何飽受沙皇政府的欺淩與壓迫，最終導致1771年民族英雄渥巴錫領導下的農民起義，舉族遷返中國，但隻有一部分人遷移成功，仍有一小部分人留在了俄羅斯這塊土地上，這部分人就是現今俄羅斯境內卡爾梅克人的祖先。講到這裏，老人眼中噙著熱淚。許是為了調節氣氛，作家的表妹拿來通訊錄，讓我們留下各自的通信地址，便於日後聯係。隻聽老人說，等一等，隨即起身拿來一個新的大筆記本，攤開第一頁讓我們寫。他說，是你們的到來為我們的交往揭開了第一頁，我要把今晚作為我們相處與合作的開始，這個本子以後將專門用於我的中國同胞。作家談鋒未減，談起了他在西伯利亞時與一位中國同窗的親如兄弟的深厚友誼。他說，那時候，他的家就是那位張姓同學的家，他們一起談東方神秘的中國，講卡爾梅克民族的顛沛流離，還講當時民族大遷徙政策下卡爾梅克人的境遇。說著，作家拿出一個袖珍禮品盒，裏邊放著一塊中國手表，說，這就是那位好朋友臨回國前給我留作紀念的，多少年了，一直沒舍得用，當著瑰寶珍藏著。老人關切地問中國現今的發展情況，說他最佩服的人是鄧小平，是他給了中國一個新的世界。俄羅斯人必須走中國的改革道路，那才是希望之路。用餐完畢，作家叫他8歲的小孫孫岑桑給客人跳個舞，小家夥竟也毫不扭捏，兩腳一跺，跳開了，小腿踢踏著，小胳膊揮舞著，還時不時往後翻轉著，活像草原上振翅欲飛的雛鷹。啊，這舞姿我再熟悉不過了，小說中，為給“藍眼睛的俄羅斯小姑娘”乞討麵包，小主人公鮑利亞跳的就是這種舞。我們跟著作家來到了他的書房，不曾想，書架上會有那麼多的中文藏書，有《中國通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有經典文學名著《西遊記》，還有若幹中國古文化書籍，作家說，大部分書是他托新疆卡爾梅克同胞帶過來的。此時此刻，感動之情哽咽在我的喉嚨，這方寸之間，已包含著巴拉卡耶夫多麼浩瀚綿長的中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