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閎、朱大可等批評魯迅的文章代表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網上評論魯迅的一種動態，情緒化占主導地位，理智清醒的真知灼見相對偏少，甚至以貶損魯迅為榮，不貶不損而不快。本來，重評魯迅並無不可，或許還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好事，因為幾十年來確實有對魯迅神化和庸俗化的傾向。但如果將重評當做不負責任的宣泄，信口雌黃，“語不驚人死不休”，以達到貶名人而成名人的目的，那就完全背離了學術的原則。那就不再是什麼學術爭論，而是騙人眼球的一種鬧劇了。當然，我們大可不必神經過敏，將網上有關魯迅的評論視為洪水猛獸，那畢竟為魯迅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精神空間，盡管是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卻有利於建設多元化和創造性的文化。我們提倡學術民主，提倡不同見解的爭鳴，包容各種不同的思想和觀點，但我們也不能任由貶損魯迅的言論泛濫，否則，那將是一個民族的悲哀。鬱達夫說得好：“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每個中國人記取嗎？作為經典，魯迅的作品已經融入了文學傳統，文學傳統與科學傳統不一樣，“科學認識以一係列的發現構成，每一個後來的發現都使從前的發現過時”。那些曆史上的重大科學發現都隻能作為一個因素被納入當代科學之中，如牛頓的物理學隻是愛因斯坦物理學的一個因素。而文學作品則因它總是從審美的角度把現實或曆史的事物納入自己的形象體係，按照美的規律進行認識和藝術加工，變成人類普遍感興趣的東西，並烙上作家獨特個性的印記，因而如果說一切都會消逝，那麼對偉大作家的傑作中所體現的美學價值來說卻是例外。科學家的理論可以被後人修改，直至明顯地被取代，而偉大作家的作品卻不可能被後人的作品取代，總是保存著它獨立的價值，如李白既沒有被蘇東坡融化，也沒有被曹雪芹取代，正如他們也沒有被魯迅、郭沫若取代一樣。20世紀的中國不可能為人類貢獻第二個魯迅，魯迅隻有一個，是中國那個特定的時代產生的巨人，任何一個文化巨擘都難以與之比肩。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巨人文化的特質，但也決不能不妄自菲薄，被這種特質所累，在新世紀裏我們應有一種站到巨人肩上的勇氣和魄力，但這種勇氣和魄力卻又不是表現為無知、狂妄、情緒化甚至庸俗化，故意製造轟動效應，背離學術的原則。
我們還是聽一聽魯迅同時代的作家的聲音吧，早在1937年，鬱達夫在日本的《改造》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短文裏就說過這樣一段話：“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麵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筆之簡潔，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當我們見到局部時，他見到的卻是全麵。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了解中國全麵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鬱達夫帶有蓋棺論定性質的評述，揭示了這樣一個預言：魯迅和他全部作品的存在，不僅使中國20世紀文學，能夠以為世人公認的水平和特色躋身於最優秀的世界文學之林，而且它本身也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以及中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一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擁有這樣一筆精神財富，是我們這個民族20世紀精神生活裏最大的幸運。然而如何將這筆精神財富在新世紀轉化為民族發展自身取之不盡的活水與源泉，則可能是幾代文化人、幾代魯迅研究者為之不懈努力奮鬥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