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閎的大作比起王朔對魯迅的批評要有一點學術性，但是這種批評卻體現了作者在批評觀上的傲慢與偏見，極盡嘲諷之能事，文風也帶有濃厚的“文革”大字報味道的激烈和偏執，采用了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手法，魯迅幾乎一無是處，魯迅頭頂的光圈不過是埋伏在“魯迅學”周圍的“魯學家”們製造出來的。張閎的大作比起他的前輩（否定魯迅的英雄們）來不是什麼新鮮的貨色，不過是在新鍋裏炒冷飯而已。而比起張閎來，朱大可的《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堪稱奇文。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朱大可公布了他的驚人發現：魯迅是“殖民地情欲的頭號敵人”，“仇恨的話語鞭子飛舞起來的時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惡遭到清洗之後，他才能感到肉體上的慰藉和歡娛”。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朱大可從魯迅的遺囑中總結出“魯氏仇恨政治學的七項基本原則：（1）堅拒世人的物質恩惠：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2）徹底否認肉體生命的意義：趕快收斂，埋掉，拉倒；（3）堅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4）徹底否認夫妻感情：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5）徹底否認自己畢生經營的事業：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和美術家；（6）徹底否認愛、承諾和信賴等基本道德元素：別人應許你的事物，不可當真；（7）弘揚以牙還牙的仇恨：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朱大可指出“上海語境塑造了‘魯迅精神’”：“上海是一個誕生騙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誹謗文化的搖籃……這種欺詐性語境、劣質性語境和誹謗性語境的三重複合，描述了‘殖民地綜合症’的大致外觀。它是對殖民地情欲、租界自由主義和革命語境的最激烈的價值消解，並把魯迅逼入了令人絕望的困境。”
朱大可甚至牽強附會地認為魯迅仇恨政治學的建立，還有賴於一種文化建築學的古怪支持，以“石庫門樓主”和“四周的亭子間租客”來比喻魯迅和論爭者的關係。最後，朱大可得出結論：“毫無疑問，20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內地的普遍的魯迅崇拜思潮，實際就是對仇恨話語以及暴力話語的崇拜，它的殘酷性被掩藏在文學和社會正義呼聲的後麵。”總之，是殖民地時期（上海）魯迅因喪失個人情欲而導致中國20世紀下半葉仇恨政治學的崛起。這一結論的武斷和牽強附會顯而易見：將“文革”產生的原因歸於魯迅的仇恨政治學，豈不荒謬到極點？顯然，張大可在極力鞭撻魯迅的仇恨政治學時，感到了“肉體上的慰藉和歡娛”，“對仇恨話語以及暴力話語的崇拜”，已經使他完全忘記了他揮舞著的正是仇恨話語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