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阿Q精神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傳統文化心理的曆史積澱物，它主要表現為奴隸主義。魯迅認為，缺乏誠與愛的奴隸主義是中國國民性的根本弱點，卑怯而殘暴，諂上而欺下，自欺而欺人，陳腐保守而投機取巧則是奴隸主義的產物和具體表現形式，而產生奴隸主義的根源，一方麵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專製統治所致，另一方麵也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以“禮”為特征的文化傳統對人們精神的馴化和鉗製，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精神枷鎖下，社會心理雖然頂著一層溫情脈脈的麵紗，但實質不過是要人們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把人們陶鑄成柔弱虛偽的奴才。
第二，阿Q精神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蹶不振的失敗主義曆史環境裏滋生和膨脹的病態心理。中國幾次奴於異族，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曆史一步步陷入失敗主義的困境，並迅速達到了惡性膨脹的程度：首先，失敗慘痛的現實阻礙了民族心理中積極入世、樂觀進取的實用精神，使其演變成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其次，注重精神修養的心理蛻變為以虛幻的精神自足來掩飾和逃避現實的苦難，以臆造的精神優勝來補償現實的失敗，從而求得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虛假平衡。民族文化心理的這種衰竭病變到了辛亥革命時代日益加劇，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從而宣告了一個舊的時代的死亡。
魯迅的深刻還不在於此，還在於阿Q精神不僅寫出了中國的一切“譜”，還寫出了一切弱小民族，一切受壓迫受欺侮的民族的病態心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全人類的某種共同的病態心理，這就使得阿Q成為千古不朽的藝術形象，享受著獨一無二的藝術殊榮，永遠成為人們思想的一麵明鏡。
陀思妥耶夫斯基異常敏感、情感豐富、富於同情心，有著非凡的哲學家的意識以及濃厚的東正教的色彩，因此，他的精神總是處於尖銳的對立：一方麵是對現實的厭惡和憤恨，另一方麵又熱望調和各種矛盾。這不僅成了他對自己和別人的可怕的折磨，而且成為他創作小說的主導特點之一，使他的小說成為多聲部性的複調小說，從而以其成功的對話向人們灌輸他的哲學意識和東正教思想。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所有在小說裏真正起作用的聲音都是“信念”或“對世界的看法”，而它們又不是單純的抽象的理論，而仿佛是來自人物“血液成分”本身，跟人物血肉相連，構成人物本性的理論。這些理論都是極其活躍的思想，它們促使人物采取特定的行動。正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思想作為描寫對象融入整體的藝術構思中，他才得以一反傳統現實主義的典型化原則，即塑造的人物不是某種性格典型，而往往是某種精神、某種思想、某種氣質的典型，而這些典型都帶有病態的狂熱，乃至歇斯底裏，並裹著濃重的悲劇色彩：像《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柯夫，隻強調自我的存在，一切言行的目的就是證明自我價值與能量，而不顧社會人應遵循的共同法則和道德製約作用，最終陷入精神的孤獨和掙紮之中；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卡拉馬佐夫家族的人，在他們的內心與行為中交織著善與惡、愛與恨、高尚與卑鄙，分不清彼此，相互撞擊，造成內心的極端苦悶，因而性情怪戾，喜怒無常。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典型人物一旦出場，一般性格已經形成，而且總是順著一定的哲理思考和倫理道德準則的軌跡發展，並常常表現為欲達到精神和諧而自覺接受悲劇命運的苦難，如《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柯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馬佐夫、《群魔》中的塔斯夫羅京都是在犯罪之後為了精神上的解脫而宣告了自己的“死刑”：拉斯柯爾尼柯夫主動向警察局自首，伊凡於道德法庭上給自己定了殺父罪而精神崩潰，塔斯夫羅京則上吊自盡。這些都顯示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同社會邪惡的絕望的衝突，表現了作家對被遺棄了的人的悲哀和痛苦的關心，對於人的個人追求的力量的思考，但這種關心和思考，卻又仿佛是“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充滿東正教的色彩，以至連魯迅也“常常想廢書不觀”。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他筆下的人物總是奉行一種“快要破裂的忍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駐足東正教的結果，也是他最終未能登上人道主義頂峰的根源。因此，魯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從持批判的態度，這正是他的思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顯得更深刻的地方。
（三）
因為描繪人的靈魂，並將思想作為描寫對象融進整體的藝術構思中，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便具有了一種象征的性質，所不同的是魯迅追求的是嚴峻的象征主義的藝術境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則是崇高的象征主義的藝術境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象征主義的宗師波德萊爾是同一時期的作家，但他追求的崇高的象征主義的藝術境界跟前期象征主義在審美本質特征上是不同的，他的天才雖然使人感到深不可測，但他的作品卻並不使人感到非常神秘，他的作品寄托著作家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對人民靈魂純潔的禮讚，對探索者、追求者的理解，對和睦、仁愛、寬恕、忍讓的精神境界的向往，對人類靈魂奧秘的剖析和探究，盡管仿佛是在布置精神上的苦刑，但他特有的敏感和深沉的氣質，形成了一種崇高的藝術境界，於苦難中顯出悲劇性的高尚，於卑微中顯出一種超塵拔俗的追求。因而，他“夾著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決定了他深沉、陰鬱、悲愴的創作基調。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太關心細節性的象征手法，他的作品傾向於總體性的象征，如“罪與罰”，三個字可以說是對現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象征性的概括；“白癡”在現代人心目中象征著善良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描述現實的痛苦世界時，又進行著哲學象征，“以他素有的非凡的思想、感情和形象，建起了一座摩天祭壇，那裏是無所不有：巧妙的詭辯、礦工的信仰、‘聖癡’的瘋癜、精密的分析、用有宗教思想人物的遠見卓識來籠絡讀者”。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可以說“不是寫給他同時代的某位作家，眼下看來也不是寫給以後的某位作家，而隻是寫給後世的，寫給社會上出現新的力量並且建立起全然不同局勢的那個時代的”。這大概就是具有悲劇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象征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