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作為一個道德哲學家，一切從道德出發，因而注重民族文化中道德情操的審視和懺悔，盡管也注意到道德情操以外其他文化元素，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教育、藝術、風俗、信仰等，他都探討過，而且不乏卓越的見識，然而可惜的是這一切幾乎都被淹沒在他的滔滔不絕的道德說教中，道德哲學統治了他的頭腦，使他忽略了傳統文化的整體功能。他沒有意識到但客觀上是以道德情操這個僅僅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個方麵代替著全部文化。因此，盡管他的懺悔是怎樣的虔誠，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有時是怎樣的激烈，也不能避免他的作品、觀點和學說的矛盾，由此便造成了一個複雜的文化現象：一方麵對傳統文化進行最清醒的反思，一方麵又對文化傳統進行狂熱的辯護，正如列寧所深刻指出的：“一方麵，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麵，是一個發狂地篤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麵，他對社會上的撒謊和虛偽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誠的抗議；另一方麵，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即是一個頹唐的，歇斯底裏的可憐蟲，所謂俄國的知識分子，這種人當眾捶著自己的胸膛說：‘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進行道德上的自我修養；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現在隻吃米粉團子。’一方麵，無情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國家管理機關的滑稽劇，暴露了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眾的窮困、野蠻和痛苦的加劇之間極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麵，狂熱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惡’。一方麵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下了一切假麵具；另一方麵，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東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讓有道德信念的僧侶代替有官職的僧侶，這就是說，培養一種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別惡劣的僧侶主義。”
魯迅吸收過“世紀末的果汁”，他的現代意識要比托爾斯泰強烈，他以一個現代人應有的眼光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他以國民性為聚光點，由內而外，即由文化的深層透視轉而向文化的中層、外層輻射，達到了對傳統文化的整體觀照，因而很注重傳統文化的整體功能。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曆來是和封建專製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經過漫長的曆史演變，它的人道主義因素幾乎喪失殆盡，成為扼殺人性、窒息思想的文化機器，它的幾乎不可救藥的墮性成了中華民族尋求發展的最可怕的重負。因此，魯迅從不因為傳統文化有過多麼燦爛輝煌、舉世矚目的時期，也不因為傳統文化曾創造了多麼悠久的民族文明而失去他異常清醒的自審意識，他痛心傳統文化較之西方落後，卻又對中國民族最缺乏的反傳統精神毫不留情地舉起了批判的旗幟。因此，這就造成了一個有爭議的文化現象：對民族文化傳統進行決絕的徹底的否定。
1925年1月，《京報副刊》在征求“青年必讀書”的書目時，魯迅應約答複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他認為這“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絕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他說他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
魯迅不僅用個人的體驗否定傳統文化，而且以史實為根據，論證“古人並不純厚”這一真理。他指出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所受的壓迫是“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古老中國的文化就是用老百姓的血一滴一滴凝結起來的。魯迅前期就經常把舊中國比做是“吃人的筵宴”，揭露它是一個虛偽的社會，並深刻地把中國的曆史概括為“瞞和騙”的文藝，“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他後來愈加看清了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毒害，尖銳地指出中國傳統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他形象地將傳統文化對民族精神上的毒害比做是“軟刀子”，他指出：
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裏。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鍘，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正因為魯迅對民族傳統文化在整體上有著如此清醒的科學的認識和一種強健而巨大的透視力，他才以超人的勇氣對民族文化傳統進行了決絕的徹底的否定。魯迅的否定，出自於追求民族自立自強的莊嚴的責任感，出自於他對導致民族落後的民族弱點的沉痛的針砭和迫切改變國民性的願望，出自於積極吸收他民族長處的“拿來主義”精神，出自於重新建構適應現代中華民族發展需要的新文化係統的膽略。
後人盡管可以說魯迅未免偏激，然而沒有這種“片麵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麵”，魯迅何以為魯迅呢？隻要中國文化一天沒有徹底掃除封建殘餘，魯迅的這種清醒的自審意識就一定依然閃爍著奪目的光彩。
（四）
在俄羅斯文化土壤上產生的托爾斯泰和在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上產生的魯迅都是集思想家、文學家於一身的文化巨人，他們都背叛了自己的封建貴族階級，都懷有一顆寬厚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心。他們都主張愛，托爾斯泰用博愛精神一生都編織著愛之網，魯迅則以批判扼殺人性的醜惡現象為任，一生都建築著憎的豐碑。
東西文化移位，形成托爾斯泰最虔誠的懺悔意識和魯迅最清醒的自審意識（演變了的懺悔意識）。
1.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來源於三個方麵：家庭環境影響；西方民主思想尤其是盧梭的思想（包括福音書）；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儒家的內省思想。
魯迅的自審意識既受托爾斯泰懺悔意識的影響，又出自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層反思，它是主體超越時空的懺悔意識。
懺悔意識和自審意識是東西文化與托爾斯泰和魯迅的個人氣質相融合的產物。
2.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和魯迅的自審意識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即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不同的是托爾斯泰站在宗法製農民的立場上，魯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他們一個是道德哲學家進行著孜孜不倦的道德說教，一個是義無反顧的鬥士，以國民性為聚光點，對民族和個人都進行著無情的解剖。
3.作為文化巨人，托爾斯泰和魯迅的懺悔意識不僅僅是個人的，而且是民族的，甚至是全人類的。
托爾斯泰注重對民族文化中道德情操的審視和懺悔，忽略傳統文化的整體功能，因而一方麵對傳統文化進行最清醒的反思，一方麵又對文化傳統進行狂熱的辯護。
魯迅由內外對民族文化完整的審視和懺悔，注重傳統文化的整體功能，由於對傳統文化吃人本質的深刻認識，因而對民族文化傳統進行了決絕的徹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