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化從最廣泛的意義上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為滿足這些方式所創造的事物，以及基於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為，那麼文化從整體上講可分為三個層次：外層是物的部分，即馬克思所說的“第二自然”，或對象化了的勞動；中層是心物結合的部分，包括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理論，社會製度等；核心層（即深層）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狀態，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等。這三個層次彼此相關，形成一個有機係統：文化的外層是最活躍的因素，它規定著文化整體的性質；深層則是最保守、最穩定的因素，它是文化成為類型的靈魂。
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首先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雖然沒有追求建立哲學體係，但他的一生，始終以一種十分迫切的心情注視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升華，孜孜不倦地以罕有其匹的韌性對中國民族文化心理進行著嚴肅的分析和判斷，開創了一個中華民族必須世代相續的偉大工程——改造和重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魯迅從準備進入文學領域時就把立足點深深插入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土壤，他認為如果不致力於對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任何革命都“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
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深層反思，是從文化的集體心理和個人心理兩個方麵展開的，他在十分痛苦和艱巨的反思過程中，將托爾斯泰那種感情濃烈的虔誠的懺悔意識改造成為理智明晰的清醒的自審意識，這種演變了的懺悔意識是民族共懺悔的意識，是主體超越時代的懺悔意識，它在對民族文化集體心理的反思中達到了對個體（或自身）的認識和把握，又在對個體（或自身）心理的反思中達到了對於民族文化心理的認識和把握。自審意識是東西文化與魯迅個人氣質相融合的光輝結晶，也是這位文化巨人超越時空的奧秘所在。
（二）
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和魯迅的自審意識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即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對封建主義，所不同的是托爾斯泰站在宗法製農民的立場上，而魯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他們一個是道德哲學家，進行著孜孜不倦的道德說教，一個是義無反顧的鬥士，對民族和個人進行著無情的解剖。他們都共同進行著改造人的靈魂的偉大工程。
托爾斯泰是他那個時代俄羅斯民族懺悔的先驅，他站在宗法製農民的立場上對俄國封建的國家製度、教會製度、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都作了猛烈的批判，並且揭露了從上到下的充滿著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偽善。然而，“托爾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農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托爾斯泰把農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學說當中”，“甚至把他們的天真，他們對政治的漠視，他們的神秘主義，他們逃避現實世界的願望，他們的‘對惡不抵抗’，以及他們對資本主義和‘金錢勢力’的無力咒罵，都帶到自己的學說當中去了”。
托爾斯泰不是以一個文學家，而是以一個道德哲學家的口吻真誠地孜孜不倦地為自己的過去而懺悔，為俄羅斯的過去而懺悔，他不厭其煩地向人們宣傳他的學說：要求社會上的人們遵從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主張勿用暴力抗惡，規勸人們消除對立，講求團結，通過愛來感化人們，期待壓迫者的良心發現和懺悔，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他提倡不合作主義，號召人民群眾不為統治者效勞。
托爾斯泰學說盡管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但作為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思想家、文學家，他為改造人的靈魂的苦口婆心卻是永遠為人們所稱道的。
魯迅在他進行的改造人的靈魂的偉大工程中，站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麵對強大的封建傳統勢力，義無反顧，英勇衝擊，他是中華民族具有自審意識的先驅，他從傳統文化的集體心理和個體心理兩個方麵無情地解剖民族和自己。
他對我們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風俗習慣等具有超人的透視力，他第一個發現了傳統文化中的非人道主義成分，深刻而形象地概括為“吃人”。他發現上等人吃下等人，同等人互相吃，即使是被吃著，也有意無意去吃別人幾口，更有甚者自吃而不知，這種發現需要何等清醒的自審意識！他曾在《呐喊》、《彷徨》中完整而形象地為我們勾勒了傳統文化的核心——“仁義道德”吃人的圖畫，表現了他對民族文化心理異常清醒而透徹的了解。在民族文化心理的諸因素中，他著力研究了民族性格。國民性研究是他集西方現代思潮的精髓對中國民族文化心理進行透視的聚光點，他尖銳地批判國民性的弱點，一生都致力於國民性的改造。他的小說塑造了一大群沒有覺醒的沉默的國民的魂靈，阿Q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來中國國民性的弱點，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表現了他改造國民性的迫切願望。所以到1925年，魯迅還說：“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魯迅通過對國民性的改革，解剖了民族文化的集體心理，也解剖了全部中國傳統文化，人們從這個聚光點的折射中，不僅認識了本民族文化的狀況和性質，還認識了自己的文化心理狀態。魯迅就是在民族文化集體心理的剖析中，也剖析並認識了自己。茅盾曾說，“魯迅之為魯迅”，在於他“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魯迅自己也坦率地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
魯迅從啟蒙時期就深受中國古文化思想的影響，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卻不為古書所囿，以為“文章誤我”。說他苦於中了些莊周、韓非的毒，惱於擺脫不了這些古老的鬼魂。他對許廣平說：“我的思想太黑暗。”並在《二心集·序言》中寫道：“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魯迅經常在矛盾、彷徨、痛苦中掙紮，有時甚至陷入絕望的境地，悲觀到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民族”，改造國民性不可能。他感歎道：“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
但魯迅的偉大正在於他能在矛盾、彷徨、痛苦中不斷地解剖和批判自己，正如他所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地是更無情麵地解剖自己。”
他還說：“彷徨，我確曾彷徨過，毫不想掩蓋……‘吾將上下而求索’，求索什麼呢？不知道，但還要求索！”
“積習之深，我自己知道。還沒有人能夠真的解剖到我的病症。批評家觸到我的痛處的還沒有……還沒有人解剖過我像我自己那麼解剖。”
魯迅就是在這種對民族文化集體心理的剖析中認識了自己，又在對自身心理的剖析中進一步認識和把握了民族文化心理，從而為他從整體上去審視整個民族傳統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
托爾斯泰和魯迅作為文化巨人，他們的懺悔意識不僅僅是個人的，而且是民族的，甚至是全人類的。他們的懺悔往往是代表民族的懺悔，哪怕這個民族並不喜歡懺悔。無疑，由個人的懺悔意識發展成為民族（或代表民族）的懺悔意識，這是文化巨人之所以區別於他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