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比魯迅更係統地研讀康德、叔本華哲學的王國維當他揚起現代人本的曙光時，卻缺乏魯迅那種“曆史中間物”的意識，因此盡管其現代人本之思想萌芽顯出咄咄逼人的強勁之勢，可惜卻為時未久（1902～1907年），他便“疲於哲學”了。1907年他在第四次讀康德之後，卻突然向康德告別，向哲學告別。對於這一轉折，他在《三十自序》中有明確的論述：“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慰藉者也。”這段自白寫於1907年，道出了青年王國維內心的思想矛盾，曾以哲學“安身立命”的王國維，在其可愛與可信之間已徘徊多日，在此中反複盤旋之後，始深感康叔哲學這座“瓊樓玉宇”有“高處不勝寒”之境界，對將其推行到永不可即的“彼岸世界”不禁疑霧重重，他自知“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哲學於他已無“安身立命”之處，更不能“慰藉”其人生，於是，疲於哲學而移情於文學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一選擇於王國維的學術道路本來沒有太大影響，但卻昭示著他將降下現代人本的旗幟，成為他人格演變的一個轉折點。
果然不久，他便進京任清廷總務司行走和圖書局編譯，從此儼然一個士大夫，清寂儒雅之餘平添幾份甜俗與疏狂，但由此他這根獨立不羈之“毛”其實已粘在清帝製之“皮”上了。辛亥革命爆發後帝製崩潰，他便跟隨封建遺老羅振玉（原任清學部參事）一道流亡日本，在羅氏幾乎“涕而道”的勸諭下，他轉而“反（返）經信古”，以“守先待後”，維護“三千年之教澤”自命，甚至將自己的《靜安文集》一百多冊付之一炬，其決絕像禪宗的慧可斷臂皈依達摩一樣。這或許不是王國維的本意，但羅振玉的知遇之恩他不能不報，從21歲抵滬進《時務報》、去日本留學到進京任清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局編譯、《教育世界》主編，其學術道路一帆風順，羅振玉功不可沒，可以說沒有羅振玉恐怕就沒有近代大學者王國維，他深知這一點，所以不斷降下曾高高揚起的現代人本旗幟而鑽進故紙堆中。他痛苦而又無奈地寫道：“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白隨所攻。多更憂患聞陵穀，始知斯道齊衡篙。”“斯道”者周孔之道。這首詩（寫於1912年）標誌著他的世界觀、他的治學方向的根本轉變，也意味著他已經開始喪失其獨立人格。但是他依然掙紮著極力保持超然治學的態度，與羅一起致力考古，尤其在甲骨文這種“絕學”的開拓上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甲骨學上結晶性的著作《殷周製度論》。恰好就是為複歸“周禮”作出學術上的論證的，顯然已越過了他的超然治學的界限，而歸於學術救國了，但這並不是學理上的冷靜演繹，而是一種封建道統的重建，不過是想古為今用，為複辟帝製鳴鑼開道，這已經很難有科學品格了。如果說王國維1912年作《頤和園詞》，1913年作《隆裕皇太後挽歌辭九十韻》，對封建亡朝俯仰低回，淒婉備至，甚至對極端凶殘的慈禧也褒獎有加；1917年為張勳複辟流產之有“曲江之哀，猿鶴蟲沙之痛”，稱“三百年乃得此人（張勳），庶足飾此曆史”；1916～1923年間於滬任教倉聖明智大學時，親自設計搭蓋“蘆殿”，指點學子“演習古禮”，並讚此為“極美之事”……這些尚屬思想上的倒退，僅表明傾向於封建遺老，還不至於完全喪失其獨立品格，那麼1923年當他應召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奉旨賞食五品俸，賜紫禁城騎馬，命檢昭陽殿書籍”時，他的獨立人格已不複存在，而他卻認為他的人格追求已達到了形而上的境界，不然決不會為廢帝的知遇之恩感動得“惶悚無地”。因為從封建道統本位出發。清朝隻有出身翰林甲科者才有資格入值南書房，而王無此頭銜，所以羅振玉說：“靜安得到布衣入值南齋的殊榮，是二百八十年朱竹坨（彝尊）後唯一的一人。”所以當王得知他以布衣自卑，驟擢“侍講”之尊，便以為天降大任於斯，可以在亂世廢帝身邊一展挽狂瀾於既倒的宏濟大略了。其實他已完全喪失了自我，與亡清餘孽融為一體了。所以當馮玉祥武裝逼宮時，他竟坦然“隨（溥儀）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且幾近自殉於禦河，他要扮演百年難遇之政治配角，猶如遠祖王稟因保宋皇忠節而“耿光百世”一樣。最終，因看不到自己僅是“曆史中間物”的王國維被“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決絕地要完成自己的人格追求，終於像王稟一樣從容赴水，不幸被埋葬的舊時代所埋葬，“在水中將遺老生活結束”。魯迅寫雜文惋惜他實在是“老實到像火腿一般”。一個在青年時代將獨立人格與思想自由演繹得那樣精彩的巨子竟在躍入晚境時那樣真摯地歸屬封建道統，這恐伯正是王國維品格的文化豐富性和曆史深刻性，對王國維來說，本一介書生，畢生治學，一直在追求獨立的品格，在他看來完成了他的追求曆程，但在別人看來卻遠遠未能完成。他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但更具文化神韻的卻是他追求獨立品格的曆程中以畢生支付的價值探索及其代價。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作為20世紀初東方巨子的魯迅和王國維畢生都在追求自己獨立品格的完成，追求著獨立品格完成的最高境界，像晚清時期許多向西方求真理的人們一樣，他們都有著深固的舊的傳統的負累，但是有著清醒的曆史中間物意識的魯迅卻義無反顧地從舊營壘中突圍出來走向了他特立獨行，超越時代的最高境界，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完成了人的獨立品格的偉大追求；而王國維雖然受過西學的洗禮，生長過現代人本思想的萌芽，但最終卻難敵舊傳統的壓力，他對人的獨立品格本應是最精彩和最可貴的追求，卻因此而消退了它的光色，並最終夭折（在他卻認為完成了追求），成為一個令人扼腕的未完成的偉大追求。回眸他們對獨立品格的激動人心的追求，於我們與舊的觀念徹底決裂，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園，在意蘊幽邃的價值反省中實現自己現代化人格的構建將有著深遠的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