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20歲時在上海東文學社幸遇醉心於康德、叔本華哲學的日本藤田博士，受其影響，迷上了叔本華和康德哲學，1902年至1907年，一直沉醉於康德、叔本華哲學的研究。在他看來，在強鄰逼侵、國勢阽危之時，一介書生思以振興學術為救國之根本，而哲學為諸學之冠冕，康德、叔本華哲學又屬哲學中之“第一義”。在王國維眼裏，康德、叔本華均屬“曠世之天才”，所謂“丹鳳在霄，百鳥皆暗”。他慨歎道：“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正因為對康德、叔本華哲學的傾倒，他才從其中汲取了現代人本思想的營養，生長出中國現代人本之萌芽。他曾稱引康德的著名論點：“當視人人為一目的，不可視為手段。”他對叔本華關於人的真正本性的論述很為欣賞，叔本華說：“人的真正本性是他自己的意誌，因而在最嚴格的意義上，他是他自己的作品，隻有在這種條件下他的行為真實地完全地是他的，而且是由他自己引起的。”因此，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人或者任何神的工具或手段”。故對王國維而言，“人是目的”，首先是個人“人格”獨立的問題，他說：“人有生命，有財產，有名譽，有自由，此數者皆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也”，“一人神聖之權利也”。他特別強調“人”的“自由”的神聖性，如果無“自由”，便不成為其獨立的有價值的人格。他對堅持自己人格的尊嚴與獨立，而保持“人格價值”者無不給予深深的敬重與讚許，如他所讚頌的《小雅》中的家父、屈子與《楚辭》中的漁父、陶淵明等，他認為那些高尚偉大之文學者往往有著高尚偉大之人格，如子美、子瞻、放翁、辛稼軒、文文山等，因此，他雖尊叔本華為“曠世天才”，但對具“偏戾之質”而無德性“帥”之的叔本華之為人從來沒有推崇過，他認為真正達到“學問”和“品行”皆備唯康德足以當之，故尊為哲人。他還稱古典悲劇中那些具有崇高品格的主人公如程嬰、杵白、竇娥以至魯智深、柳敬亭、蘇昆生等，一個個“赴湯蹈火”，皆出於他們本身的“自由意誌”。他又引用亞裏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智者不求幸福，但求免於痛苦的自由”，而主體進入“真正自由”狀態，是“愛其自己之世界而已”。因此，在王國維的精神世界裏，憂生有時淹沒了憂世，他的詞集名曰：“人間”，“隻恐飛塵滄海滿，人間精衛知何限”，幾乎成了他憂生的一種基調。但他從“人是目的”出發，堅持認為一切學術研究、藝術創作都不應該成為某種政治、道德之手段，而隻能為了實現“人是目的”這一根本原則，即為了滿足“人”的知識與感情之最高的需要，他企圖以此來護衛“哲學文學之神聖”，維護人格的尊嚴與獨立。正因為如此，在研讀西方哲學的過程中，他走上了一條獨立的治學道路，用西學的新觀點、新方法去觀察中國古有的學術、教育、文藝等，對現實提出了較急切的改革要求，對某些舊傳統也采取了抵製的態度，具有反對封建專製的進步傾向，在近代學術研究中發揮了開創風氣的先導作用，表現了青年時期的王國維為救國而從事學術研究、探求真理的銳氣與積極入世的精神，閃爍著其獨立品格的異彩。
（三）
魯迅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與他早年從事的救亡和啟蒙事業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在中國現代史上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將自己的文學與思想感情與變革現實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但這在他並不以為是一件叱吒風雲的幸事，相反，他很快意識到“我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而隻是中國傳統的叛逆者，命運的逃亡者和死亡的進擊者。他的先覺使他在試圖實現對封建文化的曆史性突圍時，又不能忘記自己的出發點，完全割斷與傳統的聯係，決絕地反對窒息中國的傳統幽靈，同時也感慨於個人不可能從傳統中徹底走出去，民族也同樣，“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著過去，向著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更都不免並含著向前和反顧”。他敏銳地感覺到他們這一代人注定是曆史的過渡人物，舊的新的負累都太沉重，新的世界不屬於他們。五四運動的高潮過後，他在彷徨中對五四先驅們包括自己的命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反複用文學和哲學語言表述了“曆史中間物”的觀念，他說：“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首開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製敵於死命……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這裏魯迅意識到自己一方麵有“反傳統”的超越性的欲求，另一方麵又與傳統有著無法割斷的聯係。這種“曆史中間物”的觀念由魯迅自己提出來未免太殘酷和太痛苦，因為在這樣一個苦厄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古老文明解體的時代，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正如曆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具有雜交品種的天生不幸，因為他們天生就是不屬於他們父母的任何一方麵”，“他們不但是‘在’而不屬於一個社會，而且不‘在’而不屬於兩個社會”。
魯迅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曆史進化中普通一員的地位，他說，“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和範本”，他認為自己“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曆史中間物的意識使魯迅承擔著身內外的一切黑暗，使他拒絕了一切勸阻、悲憫、布施和誘惑，迎著死亡和穿透死亡的可能性，坦然地追尋著他的最高境界，即使“料不可能走完”，但生命的朝向決不改變。正因為如此，魯迅才始終保持著他那智者的獨立品格，晚年無限彷徨的魯迅完全不必仰他人鼻息，成為中國恐怕可算是唯一完全靠稿費生活的作家，這當是一個奇跡，更可貴的是他實踐了與舊的傳統和黑暗一同滅絕的悲壯意願。晚年的魯迅由於多年緊張的戰鬥和沒有餘裕的辛勤勞作，身體日漸衰弱，時遭疾病的嚴重困擾，至1936年6月不得不中斷了堅持20多年的日記寫作。盡管如此，他一直沒有停止工作，“要趕快做”成為他病重直至逝世的生活格言，病重中的魯迅其獨立品格越發光彩耀人：1936年7月14日，他的學生李秉中（國民黨軍官）致函魯迅，表示願在國民黨當局中斡旋，解除對他的通緝令，魯迅當即讓許廣平複函予以拒絕，他認為自己與迫害他的國民黨當局毫無妥協之餘地。因此，直至去世民眾在他身上覆蓋“民族魂”的旗幟時通緝令也沒有解除。9月5日寫成的《死》一文中，作為遺囑他在文中表示：自己的怨敵可謂多矣，但“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而在10月間發表的《半夏小集》一文裏又說：“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兒也不給癩皮狗們吃。”這些話語令人戰栗，充溢著其至死不渝堅守革命的節操，捍衛人格尊嚴的凜然正氣；在預感死神將至之時，他卻風趣地說：關於死亡，有些人是看得隨隨便便的，而他“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因而他的遺囑是：“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趕快收斂，埋掉，拉倒”。如此大徹大悟，超凡脫俗，卓爾不群，實在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正是用這樣一種鳳凰涅槃的境界，魯迅在血與火的煉獄中完成了自己對獨立品格的追求，成為聯結新舊時代的一座偉大的橋梁，使後人得以跨越這座橋梁走向未來。魯迅是不幸的，卻又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