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看來，更主要的是冒鍵經過近一年的“鍛造”，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觀念”，更切合曼君先生辦助教班的初衷，即不局限於學科本身，對古今中外有極深的浸染與涉獵，又有著自覺的理論意識和新研究方法的嚐試。正因為如此，他20世紀90年代逐漸轉向比較文學，是順其自然的，他進入了錢林森主持的國家重大課題“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寫作，並有此學科研究的卓著成果問世。
但我認為，盡管冒鍵的學術研究橫跨兩個領域，根子卻還在中國現代文學，更主要在魯迅研究，有例可證的就是這部貫穿他20世紀八九十年代論文的結集，而仍然可追溯到26年前他為時近兩年的助教班學習。
就此而言，與此相關的助教班上兩件事還可以一提。
其一，在助教班開設的魯迅研究課上，陳安湖先生為了提高同學們學習的興趣，精心組織了一次討論課，他的兩位研究生也趕來參加，課上冒鍵第一個站出來，有理有據地分析了新老方法研究魯迅的不同結果，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魯迅研究課程講述內容存在的不足，一講就是二十幾分鍾，引起了大家思想上的共鳴，但那兩個研究生顯然覺得這有損於陳先生的聲譽，於是為陳先生作了措辭激烈的申辯，這“炸開了鍋”，助教班同學紛紛發表意見，討論變為辯論，都帶點火藥味，彼此之間流於言辭而非觀念之爭，還是冒鍵平息了雙方火氣，心平氣和地說明了問題產生的根源所在，並感謝陳先生的教誨，讚佩陳先生允許發表不同見解的胸懷。由此可以看出，冒鍵日後在魯迅研究上頗有作為，而有呈現在我們麵前這部著作的根基所在。
其二，助教班期間，曾小逸主編的《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一書，剛剛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在當時產生極大影響的書，全書按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分為四輯，收入的主要是現代文學領域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首次發表的論文，各自著眼於自己有專攻的中國現代作家，闡述其在創作上與外國文學的關係。中國比較文學的開拓者樂黛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專門撰文，給予此書相當高的評價。曼君先生也是極力推薦該書，助教班同學幾乎人手一本，而在我看來，對該書領悟最深並有所超越的，仍然是冒鍵兄，這集中體現在本書最有分量的“比較篇”所收論文上，如《談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與魯迅的自審意識》、《雙重藝術世界與“摩天祭壇”——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之比較》、《俄羅斯“良心”與中華之魂——高爾基與魯迅思想之比較》、《站在時代巔峰的精神巨子：怪傑·瘋子·狂人——叔本華、尼采、魯迅精神風貌比較談》等。
那麼，我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雖然時至現代，中國作家創作幾乎無一不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但並不是每一個作家都能像冒鍵的論題那樣，在整體上展開與外國作家縱橫捭闔的比較研究的，比如，茅盾的小說創作無疑與左拉有深刻的關係，但我們卻難以進入“茅盾與左拉小說創作之比較”這樣的論題；胡風的外國文學翻譯最多的無疑是高爾基的著述，並在他的左翼文學批評中有大量的引述，但卻少有學者去從事“胡風與高爾基思想之比較”這樣的研究，原因不難解釋，在世界文學中，雙方不是具有相同分量和等級的作家，這與中國現代文學曆史不長、缺乏充分發展相關。同時，不長的曆史中，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多變，帶來作家不斷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不能不局限了他們的思想和創作。在中國現代作家中，獨有魯迅是個例外。
那麼，為什麼魯迅是個例外呢？這根源於魯迅的思想與創作。英國文學因為有了莎士比亞，而使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輕視這個民族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的位置。19世紀俄羅斯文學正是因為孕育並產生了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創作，而使我們看到這個民族的文學改變了世界文學的整體格局；法國古典主義影響的僅僅是歐洲17世紀文學，真正撐起法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缺之不可的地位的，我認為是巴爾紮克，世界文學的長篇小說時代是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開啟的。這是一個作家與整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學的關係，同時也是這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顯而易見，中國現代作家中唯有魯迅可以進入莎士比亞、巴爾紮克、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級文學大師的行列。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有了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才有了無論如何也不容忽視的獨立價值和意義。
1994年西安年會上，樊駿先生總結前15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出《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時至今日又過去了15年，眼下我正在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的撰寫，看到近些年來大量研究成果的湧現。樊駿15年前的那篇文章，更注重少數研究者對學科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實際上，我們這門學科所以能夠有今天這樣的規模，更是通過無數冒鍵這樣的研究者的努力發展起來的，他們雖“默默無聞”，卻在幾十年的耕耘中“自強不息”——
而我要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如他者乎？”
2011年7月12日寫於上海女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