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競
黃曼君先生逝世後，我們這些曾經受教過他，且已花甲之年上下的人，很長一段時間，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懷念他。接受王澤龍的指令，剛寫完《他骨子裏就是一個“楚時之人”》這篇懷念文章，就接到冒鍵兄的郵件，可以讀出，他是認真的，非常誠懇，其中說：
……當初寫了幾篇魯迅的文章，今忽然心血來潮，想編成一個集子，稿子已發出版社了，但還差一個序。說實話，本來是想請黃曼君先生寫的，沒有想到人已跨鶴仙去。於是我便想到你，雖然多年不搞魯迅研究了，但我一直關注著魯迅研究的動態，兄在魯迅研究方麵的成就引人注目，早就超過我們當年的老師了，當下在魯迅研究界應該是一個權威了。我覺得你來寫序，非常合適，我們是同輩人，又是學兄學弟的關係，多少有些了解，而更重要的是你在這方麵有發言權，站得要比別人高。很多書的序，其實都是不得要領的。我的這個請求，不知意下如何？
說我是“權威”，是用詞過當，我也不喜歡這個稱謂。“序”當然應該由曼君先生寫，讓我代師之勞，又言之鑿鑿，情之切切，無法推脫。
我和冒鍵兄自分手後，就再也沒有見麵，一晃，已經26年了。忙從珍藏的相冊裏，找出我們當年的合影：我，白襯衫，套著沒有領帶的西服，露出為水光山色所驚異的神情；他，身著印花的淺色毛衣，麵部嚴肅莊重，挺胸，拳微握，一副十分執著與自信的樣子，似乎是在說：“我不是一個對什麼都輕易放棄的人。”
地點，應該是在奉節的白帝城上，這又為我們的合影增添了某種寓意。
我們是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因為曼君先生而結緣的。曼君先生有很多學生，博士、碩士，不可數計，但我敢說，與他感情最深的，應該是我們這些助教班同學，因為，這是與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況直接相關的。
冒鍵把書名定位為“50後”，我以為，書中呈現的應該是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的“魯迅觀”，這與1955年後出生的一代人的經曆和觀念是有所差異的，即：我們切身經曆和感受過，20世紀50年代初共和國最好的一段時光，由此而曾經有過美好的憧憬和執著的追求，他們則相對匱乏；我們的命運與共和國曆史更緊地捆綁在一起，他們則有所超脫；1977年恢複高考，他們仍正當其時。所受教育和知識結構也有所不同，即以我為例，小學時，老師批作業，“5分”以“毛主席的好孩子”代之，初中學的是俄語，讀高中時，中蘇關係破裂，因置身“反修”最前線，又改學英語，1978年大學剛恢複，外語師資奇缺，找了幾個偽滿時讀過書的人教日語，不是我不努力，知識結構就像共和國曆史一樣，百孔千瘡，較為係統的革命傳統教育，加之完整地經曆了“文革”，又使我們有著更強一些的“使命感”，與“使命感”不無關係，我們又成為高等教育恢複後的第一批留校生（或在高校擔任教職）——那時，對於我們，“神聖”的工作與“知識結構”之間的反差，十分觸目。
隨著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作為“大學教師”的我們這些人，是否勝任，即“去”與“留”的問題，就尖銳地擺在麵前。
可能在當時，這個問題在高校更是整體性的，“助教進修班”這種為“後來人”莫名其妙的辦學形式，迎刃而生。
教育部直屬的華中師範大學，是第一批開辦“助教進修班”的，曼君先生領銜了中國現代文學，我與冒鍵，不約而同參加了錄取考試，在桂子山上開始了我們平生最高學曆（有教育部頒發的碩士課程學習的結業證書）的一段學習。我讀冒鍵兄這部書稿（選入的是他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末的論文），一個突出的感覺和認識就是，它折射出我們這個“班”的學習特征和氛圍，直接印證了曼君先生主辦這個“班”所付出的心血，是這個“班”最富有標誌性的成果之一——當然，其中浸透著冒鍵本人“自強不息”的努力。
後來人看曆史，在1978年畫一道線，以為前後“兩重天”，實際情況遠不是如此；如前所述，對於我們，走出“文革思維”，進一步說，改變一代“共和國同齡人”木已成舟的“知識結構”和“傳統觀念”，談何容易。何況，中國現代文學被視為“文革”的“重災區”，20世紀80年代思想文化領域“一步一血痕”的一次次變革，都與中國現代文學息息相關，如改變認識“五四”的固有觀念，引發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當年，中央黨校校長坐鎮南京組織對許誌英先生的“圍剿”，如與“五四”提倡“人的文學”相呼應，展開的“人道主義”及“異化”問題討論，就出現了一場以“清除精神汙染”為幟的“小文革”。桂子山也是“風口浪尖”之一，因《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麵鏡子》一文，在《魯迅研究月刊》等刊物上，一場誰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魯迅觀”的爭鳴，華師的陳安湖先生，就是“毛澤東魯迅觀”最強硬的堅守者。我來華師前，即讀過陳先生不少卓有影響的論文，懷著敬畏，聽他講魯迅，人雖感到親切，不再有讀其文那種“危言聳聽”的感覺，課卻覺得尚不如讀陳湧先生的“魯迅論”，給人更多的啟示。
這些都可以看出，在短短兩年時間裏，如何把我們鑄成“可造就之材”，曼君先生所承受的壓力。
不妨說遠一些，10年前我為拙著《多重對話：中國新文學的發生》所寫“自序”中，提出中國現代文學較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等其他學科，“學科性”不強這個問題。我所執教的汕頭大學文學院有中文、英文兩個係，這兩年當院長期間，招聘師資，兩位國家重點大學外語係教授投來的簡曆，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博士學位，攻讀的均是中國現代文學。但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性”不強這個特點，恰恰成為這門學科獲得長足發展，並能夠“執”思想文化領域變革之“牛耳”的根源之一。曼君先生注重的就是這一點，用冒鍵給我的郵件裏的話說，“助教班我們喝的是百家奶，這是正宗研究生難以做到的，這確實要歸功於曼君師”。曼君先生敢於打破學科界限，把中文係乃至整個華師已產生影響的老師，都請來給我們上課，範圍涉及古今中外，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還有孫子威的西方現代哲學，彭立勳的美感心理學，王先霈的文學評論學，邱紫華的禪與中國文化……晚上還鼓勵我們去聽《新概念英語》，周六、日則是連放兩場的電影名片大餐。其時，又逢競相登場、遍及宇內的“新方法論熱”、“文化熱”、“尋根文學熱”……武漢似乎成為“熱”的中心，華師較之偏理科而顯持重的武大，是“熱”的源頭之一。那段時間，我記憶深刻的，一是曼君先生不斷請來的“名師”講座，如王瑤、陳瘦竹、樊駿、張炯、孫中田……張炯講座之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剛剛發表，同學就此發問，他尚忐忑，以還沒讀搪塞，引得一片哄笑；其二，曼君先生是“購書狂”，染及班上同學一個個平時省吃儉用，買書則毫不吝嗇，校門口的利群書店是每天都要駐留之地，節假日則跑洪山書店、漢口書店，記得為買魯樞元的《創作心理研究》，有人高興，有人愁……華師還有一道不可不說的風景線，就是文科院係漂亮女孩多，招來武大學子的頻頻光顧，但這又何嚐不是桂子山特有的藝術魅力之呈現呢？